汉字|古今文字分水岭：汉字为什么是“方块字”？( 四 ) |简牍|隶书|篆书

这样的笔法来由，或许与简牍的质地有关。竹简的表面即使平整，其纹路仍呈纵势均匀排列，且带有凹槽。因此，毛笔在书写横向笔画和纵向笔画所受到的阻力是不同的。当毛笔在简上书写从上至下的竖直笔画时，受到的阻力较为均匀，而书写从左至右的横向笔画时，就要将笔势进行调整，当遇到阻力时就有意识地施力将笔尖下压，通过后再将笔尖提起，从而形成上扬之势。如此“蚕头雁尾”的横向笔画往往在每个字中只出现一笔，即使是横笔画很多的字，也只在其主笔画中出现一处，其余笔画中皆不出现，这就是所谓的“蚕无二至，雁不双飞” 。这种夸张的主笔增强视觉冲击力，清晰易识，字与字之间因此便有了泾渭分明的界限，这对于书写相对随意、字形大小不均间距不显的简牍来说，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字间标识手段。 “蚕头雁尾”也成为成熟“隶书”最显著的特征。
隶书的黄金时代
实际上，隶书之于古文字的变化还不止于此。有人总结了这样几条变化规律：一、形变。形变是指字体的形状结构保持原有状态基本稳定，只把篆书的曲线改为平直方折的笔划，使字体的形象发生改变；二、省变。省变是指在发生形变的同时，将繁体字进行简化，省去部分偏首。如“秦、春、奉”等字，在篆书中上部都不相同，隶变后被同一个新构件取代；三、讹变。讹变是指在发生形变的同时，改变笔画方向和下笔顺序等，让文字的形体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重新组织字形。比如“黑”字下面的两个“火”字分化成“土”和“四点” ， “光”字将上面的“火”字变作“小”字等等。
通过这样的变化，绝大多数汉字变成了完全丧失象形意味的，由点、画、撇、捺等笔画组成的符号，无规则的线条变成了有规则的笔画。从字形上看，通过合并、省略、省并等方式，汉字形体大大简化了，变成了完全符号化的文字。无怪乎《汉字学概要》如此总结：“从篆书到隶书的转变，是汉字史上的一大飞跃，从此，汉字完全失去了古文字阶段的象形意味，摆脱了古文字蜿曲线条的束缚，开始步入今文字阶段。 ”
在汉代，除了符玺（符信、符契和印章）、幡信（题官号职衔的旗帜）和有些碑额、砖瓦还采用篆书外，其他场合都普遍使用隶书书写。当时，写隶书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写好隶书是入仕的手段。社会上曾有这样的谚语：“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 ”意思是何必讲究“礼义”呢？能写好隶书（汉代人称为“史书”）就可以为官做宦了。这当然大大推进了隶书的发展。到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蔡邕（蔡文姬之父）建议正定经本文字写定《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礼仪》《论语》等七经文字，共刻46块石碑立于太学门前，世称“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上的字书体一致均形体方正，笔画匀称，波挑工整，庄平典雅，在东汉晚期被作为标准书体的隶书，世称“八分”体。至此， “隶书”的演变也宣告基本完成。
由于东汉树碑风气兴盛，优秀的汉代隶书也因此得以流传到了今天。在大量的汉碑当中，《乙瑛碑》算较早的作品。它的全称名为《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或称做《孔庙置守庙百石孔龢碑》《汉孔子庙置卒史碑》等。乙瑛其人为鲁相，他在汉桓帝元嘉（151—152）时奏请在孔庙设置百石卒史，碑以此而取名。此碑高260厘米，宽128厘米， 18行，每行40字，刻有公牍和对乙瑛的赞辞。此碑的出现，标志着汉碑标准隶法的完全成熟，因此《乙瑛碑》曾受到历代书家的高度评价，无不视为汉碑中的典范作品。如清人郭宗昌说：“其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得神助，弗由人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