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论|专访｜张洪彬：晚清时期的“祛魅”，传统中国社会的“梦醒时分”( 五 ) 社会|天演论|传统|时期|中国

张洪彬：多神论的宗教信仰，各种神祇之间往往存在着分工，比如财神只管你发财挣钱，月老负责帮你找对象，观音菩萨负责给你送子，所以对于信仰者来说，为什么信了财神就要排斥月老和观音呢？因为一个人同时信这些不同的神，就说他不是真的信，说他不虔诚，这恐怕有点不合情理。近代读书人在批评这些现象时，往往是以某些很虔诚的基督徒作为参照的，但他可能没看到那些不怎么虔诚的基督徒。其实任何一种信仰都是这样，信仰的虔诚程度不是只有0和100% ，中间可以有无数个刻度。
传统中国人顺境时信儒家而逆境时信道家，我觉得这个也无可厚非。因为人本来就是个很容易被环境影响的存在，在事事顺利的时候，往往过于自信，以至于自以为可以一呼百应；到许多事情都不顺利的时候，可能会怀疑全世界都在针对我。相对于儒教的用世心切，道家的思想观念确实更像是为失败者提供的，更接近通常意义上的宗教，帮助人们缓解沮丧、悔恨、愧疚、自责、痛苦等负面情绪，接受失败、挫折和损失。我想，任何人群都需要应对生活中的挫折、失败和损失，而且有些损失是不可挽回的，有些遭遇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像地震、海啸、空难等灾难一旦发生，遇难者家属做任何努力都无法挽回那个悲伤的结果，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想办法缓和负面情绪，接受那个悲伤的结果。在这过程中，若有什么思想或仪式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缓和负面情绪，接受那个悲伤的结局，它们难道不是有用的生存资源么？道家思想、佛教思想时常对人说“你想要的但得不到的，其实没那么重要” ， “你害怕却不得不面对的事情，其实没那么可怕” ，常常教人“放手”和“躺平” ，充满“负能量”却一直有市场，我想原因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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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分时节的祭祀民俗，出自托马斯·阿罗姆的版画集《大清帝国城市印象》。
新京报：在“求雨”一节，你借助晚清时期地方的一些案例，描绘了不同的群体对待求雨信仰的态度。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政治精英、士人群体似乎更看重祈雨者的道德品性和态度，而下层民众更为看重神袛的灵验与否。从这个案例出发，晚清时期不同阶层的人们对待宗教，以及对待“祛魅”的态度有怎样的差异？
张洪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虽然可能是同一个系统，但也会有分层。即便是在传统中国，虽然都信仰“天” ，但在精英阶层， “天”的非人格化色彩就要更浓厚一些， “天道”“天理”挂在嘴上的时间肯定要多一些；而民间社会，挂在嘴上更多的恐怕是“老天爷” 。某些地方神祇其实往往是因为“灵验”而被地方推荐给朝廷认可，但朝廷之所以认可的理由却往往是它对民众有“恩德” ，知识阶层也往往喜欢去评判神灵的道德与否，但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对“灵验”的需求恐怕并不稍逊。
在晚清时期，因为阅读能力的差异，知识阶层是接受西方近代科学的先行者，因此宇宙观的祛魅在知识阶层中是领先于下层民众的。义和团运动中，拳民以肉身和巫术对抗洋枪洋炮的惨烈情状，给知识分子造成巨大的冲击，震惊、惋惜、哀怜、尴尬，在新式知识分子中是比较普遍的感受。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的研究指出，义和团运动后，很快就有一波针对下层民众的启蒙运动，许多知识分子通过创办白话报、演讲、演戏等方式，去向下层民众灌输新知识尤其是近代科学知识，其中很多都是针对民间的宗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