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制作行头来说,高档、华美的衣料未必都能适用,有时反而会帮倒忙 。例如:1924年,杜月笙票戏《连环套》,把黄天霸所戴罗帽上的绒球全换成了闪闪发光的水钻 。不想过重的分量让他头都抬不起来 。马连良也尝试用丝绒做官衣来提升质感,却发现这种哑光的面料会粘住髯口(老生的胡子) 。程砚秋还曾指导新凤霞怎么用水袖:“这种软绸料子就不行,没有分量,尺寸过长不好看 。你这样小坤角,不适合用这么长的,水袖要用大纺绸的,有分量,容易抖起”(《新凤霞回忆录》) 。有些戏衣尽管材料十分廉价,却成了演员不可多得的至宝 。戏曲表演讲究“唱念做打”,高负荷的体力支出往往使人汗流浃背 。刺绣、绸缎的戏装又经不起水的浸泡、冲洗 。因此在演出时,名伶常穿一件用细竹管编成的衣服(竹衣子) 。它虽然其貌不扬,却透气、隔汗,穿在里面能保护行头不受汗水的洇染、腐蚀 。胖袄仅用白布缝制、棉花填充,却是净行表演不可或缺的内衬,借此彰显英雄的豪迈之气、魁梧身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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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青色素绉绸忠纱帽
然而,服务于技艺仍不是行头的全部功能 。戏曲并非单纯炫技的杂耍,所呈现的是更为高远的艺术境界 。宗白华曾这样界定境界二字:“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 。中国的传统艺术大多追求空灵飘逸的意境,强调由灵而动、抟虚成实、情景交融、意由心生 。从表面上看,它们描摹名山大川、花鸟鱼虫的美,叙述古今中外、离奇动人之事 。但通过外在的对象,创作者真正试图呈现的是自己的主观世界 。其精神高度、内在感悟、人格涵养往往是决定艺术层次的关键 。因此,戏曲服饰在塑形摹状、配合演技之余,更重要的作用同样在于抒情和写心 。
在戏台上,古装人物大都在衣服袖子之外缝一块白绸子,名曰“水袖” 。实际上,唐装、汉服虽然宽衣博带、袖管肥大,却没有袖上缀绸的习惯 。这种装束并不是还原历史的真实,所契合的是“长袖善舞”的功能 。《毛诗序》载:“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对于表达情感,舞蹈是语言、歌唱之外,最为直观和真切的方式 。戏曲表演本就以日常动作的舞蹈化见长 。借助长袖的挥舞,演员的双臂被延伸,台上的动作更为醒目 。而且为了增强抒情达意的功能,前辈艺人总结出十种水袖的技法:“勾、挑、撑、冲、拨、扬、掸、甩、打、抖” 。它们如果联系和穿插起来,更是可以千变万化、奥妙无穷 。此外,翎子、帽翅、大带等戏曲服饰也演化出相对独立的表演特技,因为它们同样能动可舞,有借物抒怀的可能 。
这些由服饰所衍生的戏曲舞蹈并不单纯追求繁复和高难 。相反,梨园界历来对脱离剧情的抖翅、舞袖嗤之以鼻,蔑称为“洒狗血” 。因为,一味地卖弄技巧非但不能体现性情,甚至会有损人物的外形 。例如:各个剧种都有头戴很长雉尾的角色 。但在金兀术、李克用等番王那里,翎子主要起指代异族身份的作用 。大幅度地摇摆和晃动显然与其老成、权重的身份不符 。只有当表现年轻气盛、天真烂漫的人物时,耍翎、旋翎一类的表演才能贴切 。而且,高明的翎子功要超越话白和演唱的功能,实现以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在《群英会》中,周瑜嫉恨孔明的睿智,却要佯装大度、镇定,所以头上雉尾的颤抖正是其心声的流露 。而举翎子扫他人的脸庞,则是一种试图勾引的非语言表达 。只有用于吕布戏貂蝉的情境,才能尽显浪子的轻佻、好色 。这类表演所体现的也是中国传统美学借物传神、以形写心的特征,更为创作者的内在表达提供了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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