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时代中，写出江南春天的味道，写出江南文化的力量｜第23期解放书单( 四 ) |王旭烽|明清

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传统的“四民”观念开始发生积极变化。 1881年8月，《申报》发表《论考验艺徒》一文，强调士农工商是平等的，认为“通一事即可得一事之用，执一业即可得一业之力，业虽有大小之分，而其所以谋食则一也” 。
在轰轰烈烈的时代变迁中，上海走在了全国前列。甲午战争前后，申城已催生出一批新的职业和行业，如企业管理、律师、建筑师、设计师、报刊编辑、医生、海关和银行职员以及电话、电报、邮电、电力等。
年轻的荣德生赴上海习业后，其父来沪探望时嘱咐：“勿必学商，可一同回去读书。 ”荣德生的回答简洁有力：刻已学商，亦可上进！
「有无」
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地区共同的文化标记。其中的吴韵苏风、皖韵徽风、越韵浙风和海派文化，各具特色又相互欣赏。
在经济上，长三角地区地形的多样化，确保了物产的多样性，有利于区域内经济品种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自宋代以来，江南内部就形成了产粮区、桑蚕区、植棉区、制盐区的有机分工，包括商人、学人、技术人员在内的各种人员在江南地区频繁流动。
比如，徽商到杭州、苏州、常州、扬州等地创业，绍兴师爷到江苏、安徽等地发展，近代宁波、温州、绍兴、无锡、常州、合肥、安庆等地的商人、学人、艺人到上海谋发展，等等。
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联袂推出的“江南文化研究”系列图书之一，《明清之际的江南社会与士人生活》对嘉定竹刻予以专章介绍。
嘉定竹刻与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消费喜好有着紧密关系。王士性曾说：姑苏人聪慧好古，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其中，自然包括嘉定竹刻。
江南技艺的背后，有着对工匠精神的体认与尊重——
当时，很多江南文人都有赞赏工匠的技艺精湛的文字留下。张岱还曾为手工业者发声：“嘉兴之腊竹，王二之漆竹，苏州姜华雨之箓竹，嘉兴洪漆之漆，张铜之铜，徽州吴明官之窑，皆以竹与漆与铜与窑名家起家，而其人且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焉。 ”
还有人直接参与工艺品制作。 “西泠八大家”之一的钱塘人陈鸿寿在任宜兴县令时，亲临陶工生产现场，与制壶高手杨彭年、杨宝年、杨凤年三兄妹合作，创出以自己的号命名的“曼生壶” 。紫砂业因文人学者参与制作，被推到一个全新阶段，类似于今天所说的产学研结合。
江南技艺的背后，还有对手工业的有效组织——
明清时期，苏州工商业行会在160个左右，可以确定属于手工业的有70多个，主要分布在丝织、印染、造纸、印书、冶炼、钢锯、包金、金银丝、漆作、红木、蜡烛、钟表、刺绣、眼镜等行业。
《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邱澎生的专著，以68个“公所”“会馆”为研究对象，追溯其发展历程和内部权力运作，将这些工商团体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表达出来，力求还原传统社会结构里各类工商团体更全面、更细密的面貌。
江南技艺的背后，还能看到“两个江南”的互通有无——
比如“徽州三雕” ，即具有徽派风格的砖雕、木雕、石雕。明代中叶以后，大量徽商从“平原江南”回到“山区江南”买田置地、大兴土木，推动了徽派篆刻技艺的发展。 2006年， “徽州三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