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王小波逝世25周年｜为逃避无趣，我们都曾如红拂般计划夜奔( 六 ) |王小波|红拂|夜奔|黄金时代

对“理”的表现，在王小波的小说中，很多时候都以极其幽默的方式呈现。在《红拂夜奔》中，李靖发明的开根号机器却被唐太宗用作杀人武器[48] ，反映出的即为作者对中国传统中缺乏对“纯粹思维乐趣”的执著而偏重“实用理性”倾向的批判。就这一点，我基本同意周国平的判断，他说王小波的作品“在调侃中有一种内在的严肃，鄙俗中有一种纯正的教养。 [49]”实际上，活泼灵动的《红拂夜奔》却以“年鉴学派”大家布罗代尔的杰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为开篇，本身就显示了作者怀抱的一种极为严肃的关切。而这关切的核心，清晰指向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缺失与局限。这与王小波的一篇杂文《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的论旨相呼应。在这个意义上，王小波的确堪称严肃的学者型作家。事实上，以小说为载体，王小波曾对一系列重大社会人文议题都做过深入的思考。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带着福柯的镜头，王小波把握了革命时期中爱情何以可能的逻辑。其要义在于，在严密的权力控制下，涌动着一股反权力介入的虐恋亚文化的暗流。在《未来世界》中，追寻前辈乔治·奥威尔的足迹，他又叩开了乌托邦世界的大门，直指不允许存在差别的世界与艺术创作之间的诡谲牵连。在剧作《东宫西宫》中，王小波不仅触碰到了“同性恋”议题，更对广泛的爱欲表达与文明社会秩序的关系做了极具“戏剧张力”的呈现。因之，在这个意义上，我无法同意冯唐的“王小波小说仅限于有趣”的观点。 [50]
王小波始终以极大的热忱投身于小说艺术与知识世界的探索，而反过来对社会生活抱持着一种既关切又超然的立场。换言之，他更看重“内修” ，而非“外扬” 。诗人欧阳江河曾说，王小波本人有一种“置身其间却又抽身其外”的精神气质[51] 。他怀有一种英国文化里冷静、自省却又不失幽默的调调。在其对“侄子姚勇”做思想工作的光辉事迹中（《我怎样做青年人的思想工作》）[52] ，王小波恐怕给读者留下了“他就是王二，王二即是他”的印象。更重要的，在这种自足之外，无数的“王小波门下走狗”怕是不止一次地惊讶于王小波涉猎的广泛。在哲学思想上，王小波倾心于罗素与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并以此作观照，对纲常化的儒家及其支配的传统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在历史认知方面，王小波受影响于汤因比和布罗代尔，对至少在他身处的时代中依然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反智”倾向保持着一贯的愤怒与嘲讽。此外，王小波曾协助李银河展开中国大陆最早关于男同性恋群体的学术研究，并就该议题表达出如下立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性别之分，贤愚之分，还有同性恋和异性恋之分，这都是自然的现象。把属于自然的现象叫做‘丑恶’ ，不是一种郑重的态度。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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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在匹兹堡大学的指导老师历史学家许倬云
结论
尽管法国学者魏简（Sebastian Veg）倾向把王小波的创作看作某种公共领域的介入[54] ，但我还是认为，王小波的落脚点终归是哲学意义上的个体。这也是他的一贯态度，所谓“我还是相信个体的力量。 [55]”是个体在求取智慧、探寻有趣、把握性爱。不同的时代于小波来说不过是“游戏规则”的改变， “没什么道理可讲[56]” ，关键的地方仍在于人主观上的变通与适应。在这种视野下，政治经济的考量、阶级的问题、社会运动的可能全部隐去。实际上，《黄金时代》中王二所具有的心智已然近庄子的“逍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