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在隔离等待的当下，耕种我们的花园与未来( 二 ) 欲望|隔离|女子|旅行|工作|小人

比如说：她坚持保留此时此地的苦役工作，通过承受一切的方式铭刻痛苦的深度，为了保持清醒与保持愤怒。为了克服因恼怒、厌烦而产生的毁灭冲动，她甚至比之前做得更好。换一个轻松的工作，做一次短途旅行，在这个意义上就成了逃避痛苦、分散注意力的权宜之计，任凭丰饶的痛苦坍缩成轻浅的享乐。因此，旅行不会令他注意到任何关乎其身的新事物，去哪儿都如同原地踏步。而她看似原地不动，却处在高速的否定辩证运动中。
再比如：他眼中的苦役工作，对她来说却是一种完满的等待状态，必须独自等待改变的到来。但这并不是像他那样期待某种外部推动力，或退而求其次实现一些微小的变化。她深知改变的力量总是源于内部，彻底革新的欲望才是变革来临的前提。等待于是就成了欲望强度的正向积蓄，策动她鼓起勇气主动地招致欲望事件：在每个周六的舞会上，她接受任何男人的邀舞。悖论的是，当她试图言说这种非对象性的无名欲望，她却只能吐出“婚姻”“幸福”这类合法性词汇。
经由否定辩证运动，花园才进一步转化为性差异涌现的场所。尽管杜拉斯没有正面谈论阶级问题，但杜拉斯已然翻转出了底层小人物们的革命潜能，尤其是那位年轻女子，比起深陷虚无的男人（他既恐惧死亡又害怕生命），她更接近死亡（她可以拒绝从睡眠中醒来），但也更接近一种诞生的状态。所以，年轻女子愿意在陌生孩子们喊叫“我饿”“我渴”“我累”的时候，无条件地成为他们的照料者，才有立足此时此地的勇气，才有耕种花园的希望。
【隔离|在隔离等待的当下，耕种我们的花园与未来】我们应当耕种我们的花园
除了对话中的男女和跑来跑去的孩子之外，杜拉斯的花园里还有一个最小的孩子， “坐在四轮童车里耐心等待时间的到来，以便和别的小孩一起走。 ”这样一个正在学说话、学走路的新生命，就是一个等待者本原的生命样态。至此，等待者（最小的孩子）、卑怯者（年长的男人）和勇敢者（年轻女子）这三位没有名字的主人公，就成了杜拉斯的街心花园里三类具有原型意义的人物形象，花园的未来正是由他们耕种起来的。
作为一名因新冠肺炎而处于“隔离等待”状态中的上海读者，我们能够再一次在《街心花园》这本小书里读出什么新东西？那就是漫长的等待，以及日常的操心和介入了。
从身体经验来说，现在可能是阅读《街心花园》的最好时候，因为我们切身体验到否定性的积极意味：正是在社会生产停摆、基层组织疲软、人与人之间被物理区隔的时刻，我们开始回想起花园的存在，才渴望聚到一起找个地方说说话；正是在小区花园做核酸检测的时刻，我们才有机会与未曾谋面的邻居们相互照面、彼此关照。更不用说那些疫情初就开始行动的，邻里自发建立起来的互助社群。隔离迅速有效地为我们打通了邻里关系的壁垒，聊得尽兴的邻居之间已经开始筹划未来的线下见面，而在短暂的线下时刻，越来越多的邻居正开始向彼此微笑致意。
在《街心花园》同期，杜拉斯还出版了另一个与地方性有关的剧本《塞纳-瓦兹的高架桥》。故事取材自当时的社会新闻，讲述的是该地区发生的一桩离奇谋杀案。在一次采访中杜拉斯提醒我们，这部戏剧中的关键点之一就是塞纳-瓦兹这个省份的恐怖气氛。她注意到，塞纳-瓦兹的空间规划使得邻里之间不可能彼此照面或建立联系，人们彼此互不相识，正是在世界性瓦解的政治意义上，人才会被孤独和暴力所围困，才会迷失其中，才会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