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在隔离等待的当下，耕种我们的花园与未来欲望|隔离|女子|旅行|工作|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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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雁南
上世纪五十年代，玛格丽特·杜拉斯逐渐从后人所谓的“杜拉斯式传奇”中抬起头来，将笔触转向“外面的世界” 。除了在《法兰西观察家》上发表评论文章，她也开始写关于“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故事，于是1955年就诞生了《街心花园》（一译《广场》）这部极其重要但通常被人忽略的作品。那么，为什么要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重新翻开这本书？这本小书里又遗留着何种珍宝，值得我们在当下的疫情期间一读再读、一说再说？
花园，一条被遗忘的通道
在一次对话中，面对男采访人员提出的“小说中的各个地方是否出自个人旅行史”这一问题，杜拉斯却转而开始描述一个关于写作发生的原初场景：先是有一个空荡荡的地方，它在你内心颤动，就这样，持续一年或几个月，然后突然就被你笔下的人物占据，突然就有什么事情发生在那里，就像发生在舞台上一样……至于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人们永远也说不清楚……短暂的离题很快就被下一个问题拉回正轨。但在这段看似语焉不详的描述中，杜拉斯却道破了读写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秘密：有时，与其徒劳地追问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不如先去问事情究竟是“在哪里”发生的。
当我们谈到地方、地点，我们通常想到的就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但怪异的是，在《街心花园》这本直接以地点命名的小书里，我们却没有见到任何花园物理空间形态的描写。随着空间规定性与事物可见性骤然瓦解，花园内部也开始滋生出有别于线性时间的“花园的时间”：既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之外的例外时间——故事发生在夏日傍晚，发生在工作结束之后、晚餐开始之前的休息时刻；更体现于年轻女子与孩子相处时的奇异的时间感——年轻女子口里的“下午四点半” ，并不是指钟表时间，而是孩子吃点心的时间。
因此，对杜拉斯来说，真正重要的并非空间本身，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时空经验。在空间感而非空间的意义上，杜拉斯的花园于是就翻转成了一条双重的通道。它首先呈现为私人住宅和社会机构之间的居间地带。正是在这一居间位置，人才可能以关乎自身，而非仅仅以有赖于某段私人关系或某一社会身份的方式显现自身。
有了一块开放自由的平等之地（“去花园也不花费什么”），杜拉斯笔下的人物才可能登场。在《街心花园》中，男人和年轻女子始终是经由声音的穿透而非目光的镜像反射打交道。在拒绝视觉惯性的前提下， “花园的时间”才可以被理解为男人口中的“谈话的时间” ，不可见但可感的花园故事，才可能在言说、对话和乃至沉默的过程中显现出来。
男人的花园，或女人的花园
出现在花园里的都是些“社会底层小人物”：男人是一位旅行商贩，年轻女子则是一位家庭女佣。但将少数群体作为主人公搬上舞台，并不是为了批判或卖惨。毫无疑问，父权制资本主义是底层男女遭受不幸的外部原因，但杜拉斯对谈论“阶级”这类“结构性问题”并不感兴趣，她真正关心的是：同为小人物，当她/他选择做一份工作的时候，背后的内在动机究竟是什么？选择的差异又意味着什么？
在关乎人自身的层面上，选择一份工作的原因就不再是糊口这类生物性答案就能自我打发的。选择的差异首先外化为工作的不同特性：男人的工作轻松自由，在各个城市之间流动贩卖的工作模式就像短途旅行；女人的工作苦累繁重，家庭女佣既不自由又无法旅行。但随着苏格拉底式诘问的辩证展开，这对看似稳固的对子却开始松动，从中绽出的性差异的欲望在她和他的对话时间中涌动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