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兰|我为什么怀念香港电影？( 二 ) 马家辉|成长|号外|香港|张国荣

三十五岁以下的人呢，张国荣之于他们确是偶像，也就只能是偶像，因为亦是隔了一代，在成长的路程里，张先生已经是天上的耀目亮星，抬头仰望，远远的，像周刊、报纸和童话书里的传奇，看的听的都是对岸的故事，甚至是历史。
从他们懂事以来，张国荣已经是张国荣
，不是其他，而到了二〇〇三年，存在的张国荣变成不存在的张国荣，死了一位明星，名人榜里失去了一个名字。他们伤心难过，却仍只等同于对人世灾难的诸般伤心难过。
至于在这两个年龄层中间的那一群，亦即跟张先生差不多同岁的那群善男子、善女子，由于跟他一起度过香港的辉煌年月，一起成长，一起打拼，一起见证路途上的种种不平与挫败、挣扎与成绩，张国荣之逝遂如同自身的离散崩坏，那种惊吓与惶恐，虽非确确实实地“切肤” ，却是确确切切的痛楚。怎么会这样呢？不应该是这样的。当他跳楼自杀的消息传来并被确认，忽然间，像惯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套，
像一同出发的旅者忽然少了一人
，下车了，或迷途了，召唤不回来，像一位极熟悉的朋友完全失去联络，留下悬疑，留下担心，生者唯一能做的事是尽快接受事实，然后慢慢去习惯事实，承认它，却又惦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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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群人来说，张国荣之成为“张国荣”是一段缓慢的养成历程，由默默无闻到大红大紫，由落后于陈百强的“下把”变成香港演艺精神的代表，付出了也收获了，具体而微地映射着这一群人的乐观信念。他美，他爱美，他懂美，他善良，他赞美善良，这一群人看着他变成明星，也陪伴他变成明星，他是可以亲近的梦想，在他身上，凝聚了同代人的岁月记忆，以及笑声与眼泪。
而他毕竟说走就走。把同代人舍弃于后，让同代人错愕悲哭，哭他也哭己身之逝。回不去了，张国荣，还有跟他同代的可怜人间。
冲浪者
内地传媒探问，在“后张国荣时代”里，香港乐坛是何景象？
未免说得有点严重，仿佛张国荣在那年代是独领风骚，创造和主控了乐坛盛衰，一人独大，成为他那岁月的堂堂代表。
当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很难由一个人垄断了代表权，所谓时代精神充其量只能透过一个群体予以彰显或索引，群体里的单独个体，各有岗位、各有山头、各有特色，却亦隐隐有互通互近的特征，把所有人合起来观之察之，始可窥见一场时代盛宴的大概轮廓。
所以“后张国荣时代”只具单纯的时间意义，即指“在张国荣去世之后” ，亦即二〇〇三年之后，其实时代如果要变，他在不在，都一样，都会变，并不因为失去了张先生便山颓水涸。
张国荣从出道到死亡之间的二十多年，经历了香港乐坛的两个本土化阶段，先是多元，再是北望，都是关键的时代特征。以许冠杰为首的第一拨本土化于七十年代末已经完成，广东歌正式取代英文歌成为主流，直面本土生活的甜酸苦辣，百无禁忌，替本土认同打下厚实的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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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香港社会起飞了、香港乐坛也起飞了，一起迈进专业分工的灿烂年华，流行文化产业开始了打造明星的全方位行销策略，影视歌全线发展，替不同的艺人建构不一样的辉煌形象。在此以前的歌星都只是唱唱唱，唱的魅力大于一切，在此以后的歌星则是复合偶像，唱歌虽是本业，但被其他演艺行业的成绩也突出地加了分，像白糖和白奶融在咖啡粉里，怎也分不清楚声音演艺的贡献比例孰轻孰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