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相似 , 于晚清詹氏家族而言 , 母亲晚年的失意促使了两兄弟在改良小说中为女性发声 , 时代风气通过家庭影响了两兄弟接受新思想的路径 , 他们在新小说写作中树立了与母亲命运完全不同的各式新女性 。
从闺秀作家到晚清文学中的进步女性 , 作者与创作者 , 母亲与儿子 , 生命经验与创作经验融汇为一体 。 母亲的人生变成儿子的书写经验 , 并借写作小说的改良作用 , 真实地推动女性命运的改善 。 詹熙的后代也继续在为改良女性的社会运动努力 。 一家三代人以各自的方式在女性话题上不断开拓 。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 , 魏爱莲并未以更可靠的文献来论证 , 因此予人以猜想演绎之感 。 其实 , 这样的证据就在詹氏两兄弟所写的书中 , 如詹垲的《花柳深情传》《柔情韵史》中都保留了大量青楼女子的诗歌 , 对女性的才华都尤为注重 , 对女性作品的认识 , 很明显受到母亲杰出才华与发表作品的影响 。
当然除了文本上的证据 , 魏爱莲更多注意到他们的关于女性的社会实践:詹熙在衢州兴办教育 , 开设小学 。 推动女子教育 , 成为女子小学的校董 , 提倡男女平等 。 其子詹麟来创设天足会 , 所募集的资金兴办女学 , 女儿詹雁来在女学任教 , 成为女权同盟会的创会成员 。 连绵三代人对于女性改良的关注 , 就是传统母教在外来冲击中产生的新转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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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熙绘山水图轴
在以往的关注中 , 这些与女性有关的创作与社会实践被视为近代化的社会思潮和小说“改良群治”影响下的产物 , 魏爱莲试图从家族历史角度寻找其中的草蛇灰线 。 而在具体的论述中 , 魏所提供的证据并未能显示这种家庭氛围与母教影响的强劲 , 事实上它们的作用也是极其有限 , 家族给子女带来的潜意识只是提供了接受现代思潮的背景 , 而根本性的转向因素仍是西方思潮的冲击 。 家族的视角和母教的影响 , 对詹氏家族何以生发如此丰富的创作解释力是有限的 。
二、即时性
在最后的结论中 , 魏爱莲承认“家庭是一个极其狭隘的研究范畴 , 此书的很多方面很明显没有局限在这个框架内 。 ”[2]在第三四章她涉及晚清小说与当时社会思潮的关系 , 运用细致的文本分析对比詹熙和詹垲的作品差异 , 以及詹垲作品内部的变化 。
两人都相信小说改造社会的作用 , 针对当下的变化与问题而发 , 因而具有很强的即时性 , 在两兄弟的创作中 , 这种“即时性”其一是指他们有意记录时下的热潮与新闻事件 , 其二是他们的作品倾向迎合当时的需求与思潮 , 因而无意中成为当时人心态变迁、思想嬗变的即时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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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为何成群地来》
葛兆光曾谈到晚清小说的“即时性” , “面对日渐紧迫的社会与政治危机 , 晚清作家倾向于记录刚刚才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 。 他们对当下每一刻飞逝的时光紧张的凝视 , 以及他们迫切想要铭刻眼下经验的冲动 , 都可由其作品的题目看出来 。 ”[3]
无论是外部世界的即时经验和内心的快速转变 , 都能在小说中迅速被记录下来 , 这是晚清文学区别于古典小说的特点 。 不再是陈陈相因的主题 , 更非从史书中取来的人物形象 , 代之以敏捷的时事反应与对当下乐此不疲的记载 , 因此魏爱莲认为“詹垲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经历及流畅的写作建构了一个宏大的、比实际所见更广的时空全景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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