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熙1897年完成的《花柳深情传》 , 是晚清最早的一批白话章回小说 。 主题是社会改革 , 本身就是针对社会当下问题而作 。 两年后 , 更名为《除三害》——又将其视作对傅兰雅“时新小说竞赛”的回应 。
詹垲的作品如生长体一样发展 , 狭邪笔记《柔乡韵史》《花史》《花史续编》都是妓女小传 , 尤其是《柔乡韵史》如实记录了当时风月场的妓女传奇 。 之后的《花史续编》增添的内容是《柔香韵史》初版问世9年以来发生的社会事件 。 此外 , 狭邪笔记除了妓女个人生活外 , 还专注于男性友人与她们的关系 , 上海变幻不居的名利场日常也被记载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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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图花柳深情传》
另一方面 , 从《柔乡韵史》到《花史》《花史续编》中有许多暗藏的转向 。 《柔乡韵史》将男性作为受众 , 注重娱乐感官和情感方面 , 展示妓女的魅力 , 可以称之为“嫖客指南” 。
之后的《花史续编序》中却更关心具有闺秀气质的妓女 , 更加突出慈善与爱国主题 。 写作风格也由风趣向说教转变 , 开始激发妓女改变困境的奋斗精神 , 以德行为导向 , 注重典型人物 。
詹垲的狭邪笔记从传统的品鉴女性到启发闺秀 , 妓女从写作和品鉴的对象变为积极女性事业的参与者 , 甚至妓女成为闺秀的榜样 。 这些转变的背后正是对女性思潮兴起的即时反应 , 也是其思想上转变的记录 。
魏爱莲在这点上极富有创见地将詹垲的社论与其狭邪笔记和小说对读 , 发现三者都有共同的核心主题——改良社会 , 都是对当时社会的即时反应 。 “与狭邪笔记类似 , 小说也是在詹垲预设了预设了阅读与通过改良作品启发读者的背景下创作的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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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以降才女的书写、阅读与旅行》
这种背景有传教士的言论、詹垲自身的焦虑以及女性、改良题材写作热潮影响的结果 。 对创作背景的即时反应 , 使得其不同体裁的作品产生互文关系 , 狭邪笔记与小说之间产生了互文 , 如对慈善办学、职业教育的共同关注 , 正是詹垲当时最为关切的时事问题的记录 。
而第五章“作为采访人员的詹垲”对这种突出的即时性特点做出了解释 , 詹垲曾为上海和北京《商务报》供稿 , 写作社论的职业要求使他对当时的迫切问题极为敏感 。 最为奇妙的一点是 , 詹垲在社论中虽从未提及女性事务 , 而对照文本 , 其中却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
小说、笔记中涉及政治经济问题的部分 , 与社论的基本观点一致 , 是詹垲同一时期思考的产物 , 只是以不同文体文风表现出来 。 而且出现了社论向小说渗透的现象 , 或可谓之“小说的社论化” 。
如《中国新女豪》开场两篇社论文字设定了小说的叙事框架 , 小说情节围绕社论提出的目标而展开 。 此外 , 小说中还不时穿插社论性的文字 , 女主人公被社论影响思想 。 社论中的观点奠定了改良小说中探讨女性工作的合理性 , 在创作小说时 , 詹垲也在坚守自己作为社论作者的立场 。 而从时间线上来说 , 小说是面向未来时间线 , 而社论也是对未来中国的改造宣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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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女豪》
魏爱莲已经注意到晚清小说对当下即时的反应 , 这种反应以对未来的想象呈现出来 。 这样的小说与当时文人的社会改良社论有一致性 , 但不可忽视同样作为当下反馈 , 小说中包含了更多的复杂性 , 正如魏爱莲所分析的 , “詹垲是随着时代自我发展的”[6] , 小说中的激进色彩是有所转变的 , 而且也不能完全按照社论的逻辑叙述 , 它仍然按照书中人物的逻辑展开 , 所遭遇的可能性也远远超出了社论的容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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