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爱莲|成丹彤：守旧与弄潮：晚清文学家族的复杂横切面——评魏爱莲《小说之家》( 五 ) |小说之家|小说_文化|詹垲|文学

三、“弄潮儿”式的边缘知识人
如果我们打破家族文学视角的限制，其实还能有更多发现。魏爱莲《小说之家》中注意到了詹氏子女的职业，明显不同于父亲科举为官的传统知识分子道路。可惜并未向此继续挖掘，其实职业与身份的变动与他们的创作有很大关系。
1882年詹熙名列会试的副榜，而13年后，他写了《花柳深情传》，将“科举”列为三害之一。后来的生涯又是做艺术品商人，又是做卖字文人，总体来说以经济利益主导。最后回到衢州创办学校当校长，同时又在衢州政界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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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柳深情传》
何以解释如此不同于父辈的人生遭际呢？这些思想转变如何在内心取得和谐呢？同样詹垲也考中了秀才，之后做过采访人员，也刊登过广告，卖字赚润笔费为生。兄弟二人既像传统文人一样，在年少时博取科举功名，又都经历了职业转型，在大都市游走，以卖文写字来谋生，接触近代媒介，并且把文化与商业结合起来。
詹氏二兄弟的经历，正是当时无数传统知识分子面临的巨变，科举士大夫所期许的“学而优则仕”与采访人员、艺术品商人之间的剧烈职业规划变动，我们很难不去问，这种千古未有之变局如何在个人意识中被理解？如何被个体平滑消化？身份、职业规划、个体生存价值如何在传统价值与新冲击之间取得平衡？
葛兆光在徽商詹鸣铎的自传体小说《我之小史》序言中提到“边缘知识人”群体，认为他们在晚清社会中的作用中是灵活地转变，没有太多负担的“投机” ，趋时而上。他们是不够有坚守的“弄潮儿” ，思想上容易松动和转型，同时又带有旧文人的知识资源和趣味。
西潮冲击下的思想松动与传统文化所给予的文化底色，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其间的矛盾、对抗、共存最先发生在这些人的头脑与生命经验中。因为“社会思想的转型可能正是从思想不那么纯粹坚固的群体开始，相比于传统精英士大夫的操守与价值信仰，他们更灵活调整思想，或是为了谋生，或是为了顺应时风”[7] 。
从詹氏兄弟的职业经历中，我们也容易发现他们确实具有小知识分子应时转化身份的特点，而且紧追当时时代的潮流，相比更出名也更保守的学者，他们的灵活变动具有更多社会变革上的意义， “一些边缘知识人却有着‘咸鱼翻身’的欲望和‘浑水摸鱼’的手段，常常超越社会流动的常规，反而追求‘在传统外变’ ，他们的叙述却成了时代巨变的实录，这几乎成了晚清民初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突出现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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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小史：新发现的徽商小说》
在这个层次上，两兄弟的作品中既有传统文人的一面，如在狭邪笔记中品鉴青楼女子，也有积极参与社会，改善女性地位的一面。启迪世人的小说家和狭邪笔记的创作者，双重身份集于他们一身，晚清乃至五四之后的现代化，最早可能是从这一部分人开始的。
魏爱莲在分析詹垲时，就遇到了这样的复杂性， “一个周旋于风月场的上海通形象显然与《汉口中西报》社论作者的身份不符。 ”[9]两种身份和形象背后是两种知识资源，狭邪笔记更多借鉴李渔、袁枚等传统才子的趣味，一面赏玩妓女，品评“花榜” ，而另一面又去突出德才兼备的妓女，关注其中闺秀气质的妓女，具有了改良女性的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