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史学的发展「西方古典考古学的历史学转向」( 二 ) _西方古典考古学的历史学转向

这种转向最先发生在铁器时代的考古领域。这一时期的历史虽然有相关的文献记载，但是文献资料严重不足，不能够依靠传世文献来书写连续的历史。因此，一些古典考古学家开始向历史学和其他学科来寻求解释模式。正如剑桥大学古典考古学家斯诺德格拉斯所言， “一旦古典考古学家从单纯的杰出艺术作品转向物质产品的整体研究，那么历史学家也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更有用的解释框架” 。
1977年，斯诺德格拉斯在剑桥大学作了题为《考古与希腊城邦的兴起》的就职演讲，充分肯定了考古学在希腊城邦兴起问题研究中的重要性，认为丰富的考古成果足以证明城邦兴起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在1980年出版的《古风希腊：试验的时代》一书中，斯诺德格拉斯更为系统地阐述了上述结论。他基于古典考古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认为，来源于墓葬的考古材料证明，公元前8世纪中期希腊地区的人口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促进了“黑暗时代”后期的定居点快速向城镇和城市发展，其结果就是城邦的兴起。他将城邦的兴起称为“结构性革命” 。
斯诺德格拉斯的继承者和修正者是杨·莫里斯。1987年，莫里斯在《墓葬与古代社会：希腊城邦的兴起》一书中，利用大量考古资料，修正了斯诺德格拉斯的解释框架。他认为，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社会确实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斯诺德格拉斯所认为的人口的大量增长，而是因为更多社会成员具有参与公共生活的公民资格，这标志着作为公民共同体的城邦兴起了。他将这个解释框架概括为“（公元前）8世纪革命” 。
2006年，斯诺德格拉斯将其1965—2002年间发表的相关论文结集出版，题为《考古与希腊的兴起》，其中的几篇论文又再次回应了他和莫里斯对希腊城邦兴起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和回应，体现了两位古典考古学家对早期希腊历史发展基本形态的思考与研究。
除了斯诺德格拉斯和莫里斯，还有更多学者也加入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潮流中来，如詹姆斯·惠特利、罗宾·奥斯邦、乔纳森·霍尔等。这说明古典考古学家不再满足于“证经补史”的学科定位，而是充分吸收和借鉴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历史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新的理论框架，意味着古典考古学的历史学转向基本完成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专注于理论的考古学家也关注到了古典考古学的这种转向。1992年在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召开的理论考古学研究会年会，主题就是“古典考古学的新方向”，试图在古典考古学与理论考古学以及历史学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1995年，牛津大学考古学家尼格尔·斯班塞主编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希腊考古中的时间、传统与社会：跨越“大鸿沟”》。其中的大部分文章不仅讨论具体的考古发现或者某部古代文献，还努力提出某种理论解释，即考古材料和数据如何与古代社会及其历史发展建立联系。
古典考古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也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一新的发展趋势。2019年，牛津大学古典考古学家艾瑞妮·勒莫斯等人主编的《早期希腊和地中海考古指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总体来说，整本书的结构和内容，都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有机结合。比如该书第一章“背景概述”，就着重讲了“考古证据”和“文献证据”在研究古代希腊和地中海地区早期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第二章的标题为“国家与社会”，基本上是基于考古材料来重构古典时代之前的古希腊历史，分别论述了迈锡尼文明的兴起及衰落、铁器时代早期的社会共同体、复杂共同体的复兴等社会历史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