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史学的发展「西方古典考古学的历史学转向」 _西方古典考古学的历史学转向

一
古典考古学是古典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致力于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人，就开始有意识地注意保护和研究古典时期的文化遗存。意大利人皮兹科利针对希腊罗马时代的古代遗存做了大量的文字记录和绘图工作，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古典考古学的发轫。成体系的古典考古学，则是在古代希腊罗马和近东地区一些大型遗址被发掘以后才建立起来的，如德国商人施里曼对特洛伊和迈锡尼的发掘，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丹尼斯、莱亚德等人分别在克里特、伊特鲁里亚、尼尼微等地的发掘等。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施里曼在特洛伊的发掘。1870年，施里曼在黑海海峡入口亚洲一边（今属土耳其）一个名叫希萨里克的山丘发掘出大量荷马时代的文物，将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视为传说的特洛伊展现在世人面前。施里曼的发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业考古学家投入到古代希腊罗马和近东地区的考古发掘，促进了古典考古学的发展。
随着近代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古典考古学与古典文献学、古典哲学、古典历史学和古典艺术史一起，构成了古典学的五大分支学科。古典学是欧洲现代学术体系发展的产物，因而不可避免地表达欧洲人的现代价值观。作为古典学分支学科之一的古典考古学也不例外，试图从考古发掘的建筑和艺术作品等方面强调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独特性及其优越性。例如，牛津大学古典考古学家约翰·博德曼，同时也是一位古典艺术史家。他是《剑桥古代史》的主编之一，但是大部分学术成果还是多集中于古希腊艺术领域，如《希腊瓶画史》《希腊艺术》《希腊雕塑》等。
在古典学的学术研究体系中，还存在一个固有的传统，即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数个世纪里，西方学术界对古典文献（包括文学、历史学、哲学、戏剧等作品）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尽管古典考古学也和其他考古学一样进行田野发掘和田野调查，但对古典文献的重视依然占据绝对优势。人们往往认为对事件的充分解释可以自然而然地从文献完整的描述中得到，而考古资料的不完善是不可避免的，不仅严重依赖考古遗址和遗物保存的完整性，而且也依赖考古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古典考古学家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证经补史” ，为古典文献已经充分阐释过的古代希腊文明的优越性提供物质方面的论据支撑，并进一步激发当代艺术家努力去达到古代文明的艺术高度。
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古典学家杨·莫里斯所言，在这样的背景下，古典考古学的工作不管是实地的田野发掘，还是考古材料的整理发表，甚至是相关的理论解释，都是在既定的希腊主义的框架下进行的。“古典”这个辕轭，决定了古典考古学家很难突破这个框架。其他考古学家可以告诉公众，什么时期的社会是什么样的，而古典考古学家只告诉公众，希腊（和罗马）的，就是最好的。因此，早期阶段的古典考古学，并没有独立的学科自觉性，而是自愿成为古典艺术史和古典文献学的附庸。
二
随着20世纪中期以来古代近东文明研究的深入发展，欧洲人逐渐认识到古代希腊文明并不是独立起源、独立发展的，而是在与近东文明密切交流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尽管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文明相比其他文明就具有优越性，不过各具特色而已。这就使得古典考古学家开始以较为客观理性的方式接受新的学术发展潮流，并将兴趣逐渐从古代艺术及其文明的优越性等议题转向具体的社会和经济议题，以及历史发展的宏观趋势等问题。笔者将这种转向称为“古典考古学的历史学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