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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论》【(英)赫胥黎造论;严复达恉 。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如果中国不作为整体而行动 , 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夫苟其民契需恂愗 , 各奋其私 , 则其群将涣 。 以将涣之群 , 而与鸷悍多智爱国保种之民遇 , 小则虏辱 , 大则灭亡 。 ”因此 , 严复用短短几个段落介绍了博物学家达尔文之后 , 马上就跳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领域:目前的世界不仅仅是国家争战的世界 , 而且是有机体之间 , 以及社会有机体之间“相互竞争的世界 , 其中只有适者才能生存 。
那么 , 一个社会有机体怎样才能变得适应、健康和强壮呢?惟一的途径在于培育三种民众力量:民力、民智、民德——“一曰血气体力之强 , 二曰聪明知虑之强 , 三曰德行仁义之强 。 ”当然 , 严复所说的“民力、民智、民德”相当于斯宾塞所说的三种能力:体质、智力与道德 。 在民族能够变得安全无虑之前 , 所有这些能力必须得到培育 。
乍看起来 , 斯宾塞对强大进行的科学分析里所具有的道德内涵似乎会成为“儒教”中国的适用法则 。 确实 , 相当奇特的是 , 儒教复兴主义者康有为本来不会把道德包括进他对强大所做的分析之中 , 因为他仅仅承认“有力强 , 有智强” 。 此事实非常奇怪 , 因为康有为的分析显然是基于上述的《荀子》段落 , 在那些段落里 , 人类强大的根源据说不在于其体质和“专门技能”(know-how) , 而在于道德 。 当然 , 这是独特的儒家观点 , 这种观点认为正义就是力量 , 德行在发挥作用 , 它是通向和平与兴盛的“道” 。 孔子、孟子和荀子都坚决认为 , 凭借德行 , 弱小之国不仅有望生存 , 而且可以克敌制胜 。 仅凭德行 , 人们就可以统治世界 。
康有为与严复都没有引用荀子的这部分观点 , 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这种观点 。 实际上 , 他们提出了恰好相反的观点:德行本身并不足恃 。 身体的强大和精神的强大都是不可或缺的 。 无所事事以及依赖“无为”的道德力量都是浪费时间 。 甚至引用那条更加悲观和略显矛盾的儒家格言也是白费时间的:“两者不可兼得 , 舍生而取义 。 ”生存是惟一的问题 , 那是中国的生存 。 要求个体为中国而舍弃自己的生命 , 这是正当的 , 甚至是道德高尚的 。 但要求中国为了道义而舍弃自己的生命 , 要求它不惜代价地维护正义 , 要求它坚持自己的正直而放任蛮夷肆意横行——这是无法想象的 。 至少严复没有这样想过 , 因为他没有察觉到“这种两难困境 。 中国的生存同样成为道德问题 。 正是这个问题限定了道德的真正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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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猎犬号之旅 , 在科学考察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 。 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时 , 开场白:“在小猎犬号担任随船自然学者时 , 我真是被一些现象惊到啦 。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严复用“德行”(virtue)这个词来指称公德心(public-spiritedness) 。 公德心是对于“群”的无私奉献(无私奉献对于“群”的自我保存是必要的) , 惟独公德心可以使身体的强大与精神的强大发生效用 。 因此 , 所谓“适合的”东西就是适合于“群”东西 。 这是最“合乎自然的” , 因为 , 正如严复所言 , “西人之言教化政法也 , 以有生之物 , 各保其生为第一大法 , 保种次之 。 而至生与种较 , 则又当舍生以存种 。 ”如果自我保存是第一法则 , 那么为什么要“舍生以存种”呢?严复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 但这样的自我牺牲是“自然法则” , 它是适当的、合理的 , 它是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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