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尽管达尔文只在生物学范畴内提出进化论 , 但这一假说却被诸多人文社科学者挪用以解释社会现象 。 严复的《天演论》便是翻译诠释自英国人类学家托马斯·赫胥黎对达尔文思想在社会领域的解读 。 《天演论》出版后 , “达尔文主义”成为占据中国主导地位的西方“主义”之一 , 胡适的名字就是出自“适者生存”之意;刚满十七岁的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里 , 也“一有闲空 , 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 , 看《天演论》”;梁启超也是信奉“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家 , 他认为卢梭提出的“天赋人权”学说应该让位于进化论思想 。 这些思想家对“进化论”的诠释导向了视强权为公理、只有强者才有生存权的“优胜劣汰”法则 , 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 “适者生存”冲击了以“德行”为核心的中国传统 , 几千年来信奉的“两者不可兼得 , 舍生而取义”式的价值观受到挑战 , 道德从此置于生存的优先级之后 。
纵使“进化论”思潮对近代频遭入侵的中国富有现实意义 , 但对“进化论”的过度信奉却容易滑向社会达尔文主义 , 为威权和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等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 同时 , 由此导出的“落后就要挨打”信条也催生出国家博弈中只有“零和游戏”与“丛林法则”的观点 , 不相信道德行事准则与合作共赢的可能性 。 孙中山在1912年的一次演讲中便批评了“适者生存”观念的缺陷:“二十世纪以前 , 欧洲诸国 , 发明一种生存竞争之新学说……由今视之 , 殆是一种野蛮之学问……诚以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 , 而公理实难泯于天赋之良知 。 ”
美国历史学家浦嘉珉在《中国与达尔文》一书中 , 研究了达尔文进化学说在近代中国如何被接受与误读 , “物竞天择 , 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等理念何以逐渐成为不证自明的“法则” 。 浦嘉珉在书中总结道:“达尔文对中国所做的事情好坏参半 。 达尔文既解放了中国 , 又部分地使之重新受到束缚 。 ” 经出版社授权 , 界面文化摘录其中段落 , 在达尔文逝世140周年之际以飨读者 。 除此书外 , 美国学者施耐德的《20世纪中国的生物学与革命》(Biology and Revolution in Twentieth-centruy China, 2003)探讨了生物学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 , 也可作为这一议题的有趣补充 。
本文图片
《中国与达尔文》
[美]浦嘉珉 著钟永强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05???《斗争与“群”》
撰文 | [美]浦嘉珉翻译 | 钟永强
严复表述的振聋发聩之处在于“生存斗争”的达尔文主义学说 , 及其阴郁的推论——“自然选择” 。 严复创造了两个汉语词汇来表达这些概念:“物竞”和“天择” 。 “物竞者” , 严复解释说 , “物争自存也 。 天择者 , 存其宜种也 。 ”通过将两者合而为一 , 严复创造了新的四言习语——“物竞天择”——来指称这两个深具影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口号 。
【|达尔文逝世140周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如何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严复继而更为全面地解释这两个术语:“意谓民物于世 , 樊然并生 , 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 , 然与接为构 , 民民物物 , 各争有以自存 。 其始也种与种争 , 群与群争 , 弱者常为强肉 , 愚者常为智役 。 及其有以自存而遗种也 , 则必强忍魁桀 , 矫捷巧慧 , 而与其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 。 ”
但“争”在汉语中属于贬义 。 儒家的荀子坚决认为“争者 , 祸也” 。 道家的老子也在宣讲“不争之德” 。 因此 , 由于颂扬斗争 , 达尔文与中国经典相抵牾 。 严复认识到这一点 , 因为他本人正是从这方面入手质疑经典的 , 而且他还预料到守旧派的攻击 。 在严厉苛责圣人的过程中 , 严复已经明确批判了荀子的言论 , 尽管他相当聪明地克制自己 , 没有点出荀子的名字 。 现在 , 他开始迎接道家的挑战 , 他抨击那种认为真正的“道”在于消极无为的观念 , 亦即“众人皆知……弱胜于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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