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逝世140周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如何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 四 ) |严复|荀子|浦嘉珉|天演论

严复深信中国的生存是既自然又神圣的事业，所以他无法想象这种可能性，即在追求这种事业的过程中，群体可能误入歧途，而且促使富有道德感的个体去反对这种事业。正是因为这种看法，所以严复可以如此轻易地说，中国仅仅需要“以其民之力、智、德三者为准的。凡可以进是三者，皆所力行；凡可以退是三者，皆所宜废。 ”他没有提及三者之间发生抵牾的可能性。他甚至没有提及“力”与“德”之间的惯常冲突。至少，他没有承认这可能是一种无法两全的手段。但他也没有叫嚷道：“无论对错，这是我的祖国。 ”（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他无法想象自己的国家正滑向错误。
如果有人指责严复在宣扬这种观点——即，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为了生存需求可以为所欲为——那么，严复可能会惊愕不已。与达尔文相比，严复在性情上也并非一位冷酷无情和铁石心肠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达尔文在给他的良师益友侠雷儿爵士的一封信里说道：“我在曼彻斯特的某报上看到一则很不错的讽刺小品，它说我已经证明了‘强权即公理’ ，因此拿破仑是对的，任何招摇撞骗的奸商也是对的。 ”严复本来会认同达尔文在这封信里所表现出来的惊愕（要不就是诙谐）。他本来不会把这则“讽刺小品”太当一回事，就像达尔文那样。但是，就像达尔文那样，严复本来会感到必须进行澄清，即达尔文所证明的事情并非这则讽刺小品所说的那样。
事实上，严复还没有发现或着手处理这种令人不快的可能性所固有的哲学难题。严复热情地接受了斯宾塞的道德内涵，这种道德内涵是群体力量的组成部分。此事实表明严复没有认识到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道德孕育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直到那时为止，那种可以极大地抑制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道德还没有被预见。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中国与达尔文》第二章《达尔文登场》，较原文有删改，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