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有文库|通识阅读百年 |王云五|万有文库|梁启超|鲁迅

后商，专栏作者，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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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巨大的“分裂”和多元中，有一个共识却一直扎根在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土壤层，那就是对常识，尤其是严肃常识的强调。这些常识寄生在通识读物中，至今仍然如此。
起源于1995年的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世界图书与版权日）是一个晚近的故事，迄今不过二十余年。最近这段时间，很多对谈、直播扎堆出现。阅读既成为春天的接口，又成为焦虑的接口。无论商业还是公益，如此喧哗令人不得不怀疑，此时的4?23和彼时的11?11又有何区别呢？这种模式下，阅读更像是商业的一个对象，人们真正在阅读什么，从阅读中获得什么，似乎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关注。
▌知识分子的书单
1923年4月下旬，梁启超暂居翠微山，《清华周刊》又一次邀约梁启超，筹备拟定一桩看起来繁琐的题目，即推荐人们应该读什么。梁启超下笔回想所读经典，不仅列了一个冗长的书目，还给每本书都作了批注和推荐语。三日之内，竟写了万余字。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分“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随意涉览书类” ，且兼顾了体系和实用。成为当时学蒙最重要的参考书目。
1920年代列书单，并不像2020年代列书单那般轻松、随意。
首先它做起来不容易，一份书单背后往往是整个文化史；其次，它的对象是全中国的青年群体，并非某一地域某一领域的读者。 1920年代累积的中国典籍非常多，如何阅读，甚至是如何找寻一个系统去参考、思虑，都是一件难事。
在梁启超之前，胡适也曾开列一个书单，却因为涵盖众多，无法真正令读者受用， “叫青年如何读起” ，受到众多指摘。梁启超的书单毋宁说是一次中庸的回应，既避免了大而无当，少了实用，又避免了删繁就简，少了体系。
1920年代，《京报副刊》也曾广邀名士征集书单。胡适、梁启超、周氏三兄弟、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马叙伦、许寿裳、太虚等77位都向青年群体表达了回应和关切。顾颉刚还不忘叮咛， “学问的路向来是走不完的，大家应当顺应自己的性情，去拣择自己愿走的路……我们只要依了自己的志愿尽力去做，在无路处开路，积以岁年，当然有成就的希望。 ”
如众人所知，鲁迅偏不“合作” 。鲁迅说， “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鲁迅劝诫青年少阅读些古书，多阅读些外国书， “现在青年最需要的是‘行’ ，而不是‘言’” 。那么，何谓言？何谓行？鲁迅迥异于梁启超的态度，又表明了什么？
理解鲁迅的态度，要回到其时文化的语境。
晚清民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常被提及的是社会经济，但文化的变化同样不能忽略。在新一轮和外界的接触中，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语言、知识、常识的变化背后，是知识系统的更替，即从古典知识过渡到现代知识。
这个时期，《四库全书总书目》过时了，《西学书目表》也成了过去时，只有《生活书店全国总书目》保留了下来，并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体用之变告一段落，西学终究夺得了上风。放之于知识群体的心态，则是文明转捩为文化。放在时代语境，鲁迅的话并非挑衅，他无非告诉青年，西学是未来通用的语言，是未来知识和社会的基础设施。
▌第一代（学术）通识读物的诞生
教科书在人的成长和知识的训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第一代教科书再怎么被看重，恐怕也不为过。第一代教科书不仅普及了现代知识和理念，比如地理上的“七大洲四大洋” ，还从学术体系和知识体系的角度，改造了人们对现实和社会的认知。今天要追溯一个词汇和概念的源头，很多需要回到这个时期的语境里，不单单是因为那时它们刚刚出现，更因为很多个它们构成了一个彼此确认的思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