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休谟自传：简短叙述我的一生( 二 ) |哲学|人性论|主教|法国

我的黄金时代
我一向总想，我在印行了《人性论》之后，所以遭了失败，多半由于叙述的不当，而不完全是由于意见的不妥，而且我之仓卒付印，乃是最鲁莽的一件事。因此，我就把那部书的第一部分重新改写了，写出《人类理解研究》来。这部新书是当我在杜林时出版的。不过这部书在一开始比《人性论》也并不怎么成功。在我由意大利归来以后，我看到全英国都对米德列顿博士（Dr.Middleton）的《自由研究》发生了热狂，但是我的作品却完全被人忽略了。这是使我大为丧气的。我早先在伦敦所印的那些道德的和政治的论文，到此时我又重新印出来，不过也并不受人欢迎。
我的天性的中和力量，使这些失意事对我几乎不留什么印象。我在1749年回家去，和我的长兄在他的乡舍中住了两年，因为我的母亲在此时已经去世了。我在那里写了我的《论说》的第二部分，给它起名为《政治论》；此外又写了《道德原则研究》；这是我重新改写过的《人性论》的另一部分。在这时候，我的书商米拉尔通知我说，我先前的出版物（除了那个不幸的《人性论》）已经逐渐成为谈论的资料；销行的数目也逐渐多起来，而且社会还需要再版。牧师们和主教们的答复一年中有了二三次，而且我根据渥尔伯顿（Dr.Warburton）的嘲骂，看到那些书在有体面的人们中间也逐渐被重视起来。但是我曾下了决心，不答复任何人，而且我这种决心也算维持到底。我的脾气既不易发怒，所以我就容易摆脱开一切文字的争论。这些可以表示我声誉鹊起的征候，很鼓励了我，因为我一向看事物总爱看乐观的一面，而不爱看悲观的一面。我想一个人有了这种心境，比生在每年有万镑收入的家里，还要幸福。
在1751年我从乡下搬到城市——正是文人的真正舞台。在1752年，我曾一度住在爱丁堡，在那里印行了我的《政治论》。在我的作品中，只有这一种是在出版之初就成功的。在国内和国外，人们都很欢迎它。同年又在伦敦印行了《道德原则研究》，这部书在我看来（我自然是不该自行判断的），在我的一切著作中（不论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是无双的。但是它出版以后，却没人注意，没人理会。
《英国史》的写作
1752年，苏格兰辩护士协会（Eaculty of Advocates）选我为他们的图书馆员，这个职务给我的薪俸很少，不过它却使我可以任意利用一个大图书馆。于是我就拟了一个计划，来写一部《英国史》。不过要继续叙述1700年的时期，想起来就令人害怕，所以我就从斯屠渥特家的那位起首；我以为在那个时候，政党的播是弄非，颠倒黑白，才初次出现了。我承认，我当时对于此书的成功，颇抱乐观。我曾想，历史家而能把现世的权力、利益和权威，以及一般成见的呼声，都弃而不顾的，只有我一个人；而且历史这个题材既然适合于任何才干，所以我也期望得到相当的赞赏。不过我受的挫折却也太可怜。人们都攻击我，向我发出责斥、非难甚至厌恶的呼声来。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民权党、王党、教会中人、各派中人、自由思想者、宗教家、爱国者、宫廷中人，都一致愤怒我这个人，因为我擅敢对查利一世和斯特洛浦伯爵的命运，洒一掬同情之泪。当他们的怒潮的狂澜过去以后，更令人丧气的，乃是那部书似乎已被世人置之度外了。米拉尔先生告我说，在一年之内，他只卖了四十五部书。
在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我实在也不曾听说有一个显贵或文豪能容忍我的书。不过英格兰大主教海林博士和爱尔兰大主教斯顿博士却似乎是两个凤毛麟角的例外。这两位主教曾经分别传言给我，嘱我不要气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