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不得不说 , 我终究气馁了 。 当时若不是因为法国和英国发生战争 , 而我一定退休到法国的几个省市去 , 变换姓名 , 再不回到我的故乡 。 不过这个计划在当时既然不甚合乎实际 , 而且以后的卷帙也大有进步 , 所以我又决心鼓起勇气 , 努力精进 。 在此时期 , 我在伦敦印行了我的《宗教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Religion)以及别的一些小书 。 它虽发表于世 , 却是无声无臭 , 只有虎尔德博士(Dr.Hurd)写了一个短册来攻击它 , 它的小册富有渥尔伯顿学派(Warburtonian School)所特有的征候:偏狭、急躁、粗暴、漫骂 。 这个小册颇有几分安慰了我的著作在别方面所受的冷淡待遇 。
1756年 , 在第一册出版之后2年 , 我的《英国史》的第二册又出版了 , 这一册包括了由查理一世之死到革命时期的那一段 。 这次作品却没有引起民权党人那样的不快来 , 而且也比前一册较受人欢迎 。 它不仅把它自己的地位提高 , 而且间接地使它的不幸的兄弟也抬起头来 。
不过我虽然凭经验知道 , 民权党有权力在政治和文学方面赏赐一切位置 , 可是我仍然不愿意屈服于他们那种无意义的喧嚷 , 所以我在前两个斯屠渥特朝代方面 , 虽然因为继续研读和沉思的结果 , 使我改动了百余处 , 可是我所改动的地方总是偏向着王党一方面的 。 真的 , 要认为那时以前的英国宪法是一个拥护自由的正式方案 , 那是很可笑的 。
在1759年 , 我印行了我的都铎家(Tudor)的历史 。 人们对这一部书所吐露的喧声 , 也差不多等于对前两个斯图亚特的历史所表示的 。 伊丽莎白朝代史是特别令人生厌的 。 不过我这时候对于一般愚人的印象 , 是处之泰然的 。 因而我仍在爱丁堡的隐遁处恬然自足地来完成《英国史》的较早的一部分 。 书共两卷 , 我在1761年把它出版 , 所得到的只有一点勉强说得过去的成功 。
高额版税和哲学研究
不过我的著作虽然遭受了这样狂风暴雨 , 可是它们仍然进行得很顺利 , 因而书商所给我的版税竟然大大超过了英国向来所有的版税 。 因此 , 我不只成了经济独立的 , 而且成了富裕的 。 我于是退休到苏格兰故乡 , 决意不再出世;那时因为自己不曾拜谒过一个伟人 , 甚至也不曾邀好于任何权贵 , 所以自己颇为自得 , 并愿借隐居把这种自得之乐维持下去 。 现在我既然五十转了弯 , 所以自己打算在这种哲学的生涯中度过自己的余生 。 不过在1763年时 , 我却接到素昧平生的海尔蒲伯爵的招请 , 让我陪他到巴黎赴任大使 , 而且他允许我不久就可以任命为使馆秘书;同时 , 我实际上执行的也是秘书之职 。 这个建议虽然富有引诱力 , 我在起初却辞谢了 。 一则因为我不乐意和权贵打交道 , 二则因为我恐怕巴黎的礼让文雅、繁华都丽的社会 , 也不宜于我这样年纪和性格的人 。 不过那位伯爵既然再度敦请 , 所以我就接受了他的提议 。 就快乐讲 , 就利益讲 , 我和那位贵族相处 , 是幸福的一件事 。 就是后来和他的兄弟康威将军相处 , 也是很幸福的 。
人们如果没有见过风尚的奇特之力 , 那他们永不会想象我在巴黎从各种阶级各种地位的男男女女受到什么款待 。 我愈回避他们那过度的礼让谦恭 , 他们愈对我表示礼让谦恭 。 不过在巴黎住 , 也能得到一种真正的满意 , 因为那个城中富有聪明、睿智而文雅的人们 , 那是全世界任何地方所不及的 。 我有一度还打算终身定居在那里 。 (公众号:叔本华哲学智慧)
我以后就被任命为使馆秘书 。 在1765年夏天 , 海尔浦伯爵离开了我 , 因为他已经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 。 我做了代理公使 , 一直等雷池门(Richmood)公爵到那一年底来到以后才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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