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含逝世五周年｜我们依然在谈女性主义( 三 ) |女性主义|詹妮特·温特森|母亲

这是一种势均力敌、两败俱伤的对决。因为母亲不是纹丝不动的父亲和其父权建制，母亲是戴着母性光环出场的。母亲那温柔的鱼尾纹和忧伤的下颌线，永远是女儿的镜像地带。女儿的每一次出击，都会强烈地反弹回来，刺伤自己。
波伏娃几乎把这种刺伤写绝了，这是她在母亲临终时写下的句子：“世上没有任何砝码，可以称量我此刻的刺痛。 ”［《一个非常轻松的死亡》（A Very Easy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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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娃的母亲弗朗索瓦兹生于19世纪晚期，父亲是一位富有的银行家。她在教会学校里接受教育，长成了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 “一战”后，她陷入了家道中落、入不敷出的境地。尽管如此，她依然固守成规，对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亦十分留恋和自觉，每时每刻都在苟延残喘地维持着旧日的体面和优雅。然而，当她试图将这套价值观嫁接到女儿身上时，波伏娃的态度竟是“女人结婚生子是一种将自己卖给奴役制的选择”（波伏娃语）。朗索瓦兹的失望和孤独感，是不言而喻的。尽管暗地里，她可能也会嫉妒女儿的自由，尤其是想到自己从未获得过那样的自由。孤独和执念，把她变成了一个强悍、霸道、不容置疑的女人，以至于在《一个非常轻松的死亡》中，波伏娃不得不用“一种既令人珍视又令人憎厌的相依为命”来形容她与母亲的关系。
这种紧张的关系在弗朗索瓦兹即将被死神带走的那一刻，才终于获得了一丝缓解。彼时的弗朗索瓦兹七十八岁，全身上下被恶性毒瘤侵袭，波伏娃和妹妹轮流守在母亲床边。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弗朗索瓦兹总算在女儿面前流露出（用波伏娃的话来说）“一丝最最轻微的赞同” 。波伏娃随后写道：“让我们内心震动不已的，是母亲那丝轻微得不能再轻微的赞同。仿佛七十八岁的她，将重新走入生活的奇迹似的。 ”（《一个非常轻松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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