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写作是一种持久不变的抗争( 二 ) |雷切尔·贝尔格哈希|写作|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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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切尔：在美国诗人们倾向于将写作重心放在他们自己身上。我不认为你的诗歌也是如此。
米沃什：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一个人最想要的就是谈论他自己。我猜测这个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文学在二十世纪的极端主观化，尤其是在西方。在中欧，在我来自的那片欧洲——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这种倾向没有这么强，因为在那里它在某种程度上被历史经验平衡住了；他们的个人浮现在二十世纪的历史的地基上，浮现在全体历史的地基上，个人主观化的倾向被减缓了。
雷切尔：我愿望给你的新书起一个副标题：“智慧新书” 。在里面除了你自己的诗歌，你还添加了各种各样的“题词” ，其他作者的诗行，它们都处理重大的问题。是什么推动你收集这些并将它们加入到你自己的写作？
米沃什：你的问题非常有意思，意味深长。我总在寻找更有容量的方式以表达自我。在对抒情诗的纯粹性的追求下，很多技术都被从诗歌中排除了出去，比如史诗很大程度上被抛弃，这让诗歌在今天对我显得有一点狭小了。在我的新书中我想尽可能说得更多，通过混合散文与诗，混合我的诗行与我认为和这本书的基调和思考有关的别人的诗。
雷切尔：小说呢？
米沃什：小说对我来说是诅咒。
雷切尔：从你的诗歌和你引用的“题词”来看，我觉得你认为与其用一种回顾的良心对待罪，不如采用一种展望的良心。
米沃什：是的。在我的生命中有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我经常回顾我过去岁月的缺憾，罪过和错误行为。我的一位朋友，一位存在主义哲学的追随者告诉我，我在做一件中世纪叫做“罪之乐感”（delectatio morosa）的事，这个词描述僧侣们惯于思及他们以前的过错和罪愆，对它们日思夜想而忘了去做现在必要的事。她说我们的过去并不是静态的，而经常随着我们现在的行动而改变。我们现在所做的事向过去投了一束亮光，现时进行的每一个行动都在转化过去。如果我们将过去用作一种行动力量，比如推动我们去做好的事情，我们就解救了过去，赋予我们过去的行为一种新的内涵和新的感知。
雷切尔：那么你会说为善的标准就是试图做得更好吗？
米沃什：我不知道是否我们应在这些范畴里思考。通常我们被过去包围。我们总是以过去和未来的视角思考。我们在头脑中看到我们过去所是的形象以及未来将是的形象。我们很不愿意以现在的视角思考。
雷切尔：在你的书中你说：“自然很快让我厌烦了……”稍后的地方又说：“毕竟，自然并非是我沉思的对象。我沉思的对象是现代都市里的人类生活， “那堕落动物的快乐” ，如波德莱尔所说。 ”是人类应付罪恶的能力让你感兴趣吗？
米沃什：不，我其实是想说人类世界比自然世界更让我感兴趣；可能在美国这样说是一种异端。
雷切尔：在波兰不是吗？
米沃什：19世纪初自然在欧洲就丧失了它浪漫主义的吸引力。大自然母亲并非总是仁慈。一位我喜欢的作家是伊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对他我有一种深切的共鸣。他总是处在一种永恒地反抗上帝的境地，因为受苦——动物所受的苦难和人类所受的苦难。我将自然看作一种无法摆脱的法则的永恒提醒者，这种法律就是受苦和吞噬、毁灭——动物吞噬动物。我对自然怀有一种怨恨，因为它的形形色色都相似于我看到的人类世界的残酷和丑陋，二者有一种同源关系。这对我来说太可怕了。当然还有一些希望，人类对人类有可能更为仁慈，但这总是一个徒劳的希望。在很多情况下人类更糟糕，甚至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