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李新伟：中华文明起源语境下的文明标志 |考古学

作者：李新伟
来源：“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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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9年6月23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采访人员黄宗治摄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引发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热潮，又经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的推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应用。在“文明”的定义上，当时普遍接受“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说法。关于“国家”的标准，有学者坚持柴尔德提出的城市、金属和文字“三要素”说，认为中国在殷墟时期才出现国家，形成文明，考虑到殷墟时期各种文明因素均已经成熟，或可上溯到与史载第一个王朝夏代相当的二里头文化时期。但更多学者提出只要有足够的反映“国家”“实质”的考古证据，就可以认定国家的出现，文明的起源。
另一方面，将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文明体和政体的结合体，探寻其起源和发展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的使命。 1979年，苏秉琦指出：考古学“必须正确回答下列诸问题，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等。 ”“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对‘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 ，做出自己更多的贡献” 。
因此，正如张光直指出的，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既要关注“文明” ，又要关注“中国” 。中华文明起源的标准，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进化论视角下的社会发展方面的标准；二是以历史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和文明体为参照的文化共同体形成方面的标准。
二、文明定义的两重内涵
从进化论的角度观察，文明可以定义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
在西方语言中， civilization（文明）一词起源于拉丁文civilitas ，指的是公民的品质与社会生活的规则等。此概念起源于18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启蒙思想家，他们认为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将要达到的那种有教养、有秩序、公平合理的高级发展阶段。 19世纪以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发展，产生了对文明的新的看法，即文明不仅存在于现在和将来，也存在于过去；不仅存在于西方，也存在于世界范围。在这种意义上，文明为人类社会的开化状态。美国进化论学派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其名著《古代社会》中就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大的阶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更加充分地论述了这一观点，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
从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角度观察，文明是包含特定基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综合体。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文明对应着特定地理区域内的人类社会，有自己的人口和经济生活，有共同的集体心态，即具有共同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由此主导的行为方式。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都将文明视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汤因比提出：“能够予以认识的历史研究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人类整体，而是我们称之为一个社会的人们的某个群体”——即文明。美国学者亨廷顿同样认为“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 。这些学者均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多个文明体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