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日记探微︱一位晚清知县的“文字世界”( 三 ) |北上日记|同治|粉妆楼|知县

这种急就章式的阅读，在周长森而言，也是没奈何的事。清代的行政体系并没有培训上岗再担任知县的环节。周长森匆忙担任知县，处理这些复杂情况，除去周咨师爷外，只能通过阅读与实践不断摸索。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五日日记记载， “隆平劣生以催科时书差需索，欲乘此挟制官长，布散揭帖。爰翻阅《学校全书》，嘱两学训饬。改期于二十七日” 。从中可见，《学校全书》一类书籍直接给周长森的施政提供了方案。由于这些刑律书籍一方面给他审理案件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他的施政规避风险。无怪乎他如此倚重书籍。从这方面看，周长森治理崇义县不妨称为“书本治县” 。
官员的身份决定了周长森的阅读总是身不由己，无法进入纯粹自由的阅读世界，他的许多阅读不得不随着公事的转移而发生变化。譬如同治九年三月初一日，周长森抵达江西南康，开始翻阅《南康府志》，发现府志“载王文成《茶寮碑》。而本县《志》不载，疏漏甚矣” 。于是赶紧抄录。这又是在为崇义县修志做准备。八月二十三日，周长森“检阅县旧《志》，抄录王文成《茶寮碑》及《盐法疏略》各种……”《莅官日记》所载周长森阅读方志事，多半是为了编纂新县志而做查缺补漏工作。看来，对周长森而言，往往是有什么工作读什么书，而他在日记中记载读什么书，也往往表明他正在或预备办理一件新的差事。
在为了公务而阅读的宗尚之外，可怜的周长森毕竟没有忘记自己读书人的身份，和许多清代文人一样，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些自由阅读的日课。这些日课包括阅读《史记》《纲鉴易知录》《三国志》《全唐诗》等大部头著作。同治九年七八月间，周长森主要阅读《史记》，且每日标记所读卷次。不过，他似乎并不关心《史记》的文法，偶尔作论，也以人物品评为主。如七月二十五日日记云， “午后读《史记》，至《陆贾、叔孙通列传》，此二君为汉朝第一流人物，其智识高出绛、灌万倍，古今文人尚以此为法，所谓识时务者呼为俊杰也” 。这种喜欢评点历史人物的做法，或许是区分读书人纯粹与否的一块界标。对周长森这样边缘性的文人来说，阅读带来切己的体验，可能才是他持续不断阅读的主要动力。甚至，阅读对周长森来说，有时候还具有治疗身心的功效。同治九年十二月初七日，周长森“阅《史鉴》，至‘唐太宗诛建成、元吉’ ，为之意境顿释。夫骨肉变乱，尚且如此，况其他乎？” 。周长森之所以发出如此感慨，原因在于，这些天里，周长森遭遇门生上门索债闹哄的事情。在周长森看来，骨肉兄弟因为争权夺利尚且可以互相残杀，他与门生的纠纷又有什么看不开的呢？
总体而言，无论舟中读还是县署读，周长森的阅读难称广博。同治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周长森从本县谭姓训导手中获得《学政全书》见示，赶紧阅读一过。读“至‘搜访遗书’ ，知我朝文教昌明，度越千古，惜《四库书目》无从购买，而三阁珍藏久为煨烬矣，为之一叹” 。通过《学政全书》，周长森才发觉清朝的文教昌盛，可惜，他连《四库全书总目》也无法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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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昌《事宜须知》所载赴任的“备带书目”
周长森的阅读情况在晚清并非个案，而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光绪五年（1879），满人延昌补授江西浔州府知府，他将自己携带的书籍一一抄录，包括《皇朝经世文编》《四库全书目录》《大清律例》《佩文韵府》《大清会典》《纲鉴易知录》《康熙字典》《渔洋精华录》《雍正上谕》《朱批谕旨》《啸亭杂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