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日记探微︱一位晚清知县的“文字世界”( 五 ) |北上日记|同治|粉妆楼|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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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六年《崇义县志》（汪宝树等人纂修），国家图书馆藏
与文章不同，诗歌有着更为私人的属性，是表达个体性情更为自由和方便的文学体裁。对周长森这样的清代基层官员而言，人生始终在路上，行旅是生活的常态。对周长森这样仆仆风尘的基层官员文人而言，他的相当一部分诗歌也是“在路上”诞生的。以《北上日记》为例，在不适宜读书的陆路行程中，周长森创作了不少诗歌，其中尤以题壁诗较为突出。同治六年五月三日，周长森抵达李家庄，读到旅店壁间某女史诗，觉得“清婉有致” ，于是赶紧抄录下来。其中江都汪子仪的诗歌勾起来他的回忆，于是赶紧在壁上题诗一首，末联云“为问丁吟诸女伴，挥毫亲见有谁曾？”第二天，周长森行抵半城旅舍，吃了麦饵瓜蔬。又不禁题壁云：“蒲香谁泛酒，食饱又长征。佳节中天届，劳人触热行。狂风迷日色，崩石走雷声。问询入山路，崎岖第一程。 ”他把一路的行旅概况描摹而出。就这点来看，诗歌源于旅途，诗歌创作在路途上，而诗歌最终也呈现于旅途中旅舍的墙壁上，最多在行旅日记留下一份副本。对清代第一流的诗人，或者想在诗坛努力奋斗的诗人来说，他们在此可能面临极其艰难的写作困境，即“选取日常题材来写作是无可选择的选择。可写作一旦沉溺于日常生活的庸常，就是自我超越的绝对障碍，这时，如何抵抗日常经验对诗歌的风蚀就成为摆在诗人面前的首要问题” 。（蒋寅《生活在别处——清诗的写作困境及其应对策略》）但对周长森这样的文人而言，他从来不把这种生活化的诗歌写作视作难题，因为他从不反思这种写作有什么问题。对周长森来说，诗歌从旅途而来，诗歌也回归旅途。他在写这些诗歌时，一点也不担心过于沉溺于庸常的生活，而仿佛有些享受地沉浸其中。
对周长森而言，诗歌写作是一项孤独的事业。他在崇义的诗歌，大半都在路上创作。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在崇义任知县时，他的诗歌遍布崇义大大小小的地方。例如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前往尚德里查验命案等，度过五爪岭等地，即有《途中偶成》《雨中度五爪岭》等诗。其中《途中偶成》诗第三联云：“村农夹路看官长，野店逢墟闹里邻。 ”颇为纪实。这些诗作多诞生于办理公务路上，以艺术成就而论，固然不佳。但就周长森个人而言，诗歌却忠实记录个人的行踪，也一并记载了施政的举措。如同治九年正月十二日日记云， “课僮插芙蓉十余枝于河侧；园东修竹，为荆棘缠蔓，芟之；移桃树种于庭南，补地之隙” 。此时周长森修葺县署园圃，日记即载有四首《即事》诗，记录此事。其中第三首诗云：“呼僮剪竹插桃枝，位置园林四面宜。别有扶良锄恶意，删除荆棘莫教迟。 ”周长森所作的诗歌与日记均记载此事，可以视作经营园林的两种文体。这一事件既用日记的闲笔端记载，也一并通过诗歌写出，可见，在周长森心目中，诗歌与日记一样，同样是日常文字输出不可或缺的渠道。于是，周长森的文字输出的两项日课就摆在面前，一是日记，一是诗歌。他的日常文字输入，就是那源源不断的阅读。围绕文字，周长森不断输入，不断输出，努力维持日常文字世界的一种平衡。
在很少有机会和人交流诗歌、文章的崇义县，周长森孜孜不倦地从事文字工作，一方面写作私密的日记作为备案，另一方面，小心翼翼地维持自己的文学世界。从日记记载来看，周长森的诗文创作在当地没有激起任何反响，在文学史上，更无法占据什么地位。无论他在日记中如何自得于自己的诗文，都只是个人的独白。对周长森这样的基层官员文人而言，他前往崇义县本身可视作一次“文学下乡” ，可惜并不算成功。离开崇义县之后，周长森的文学交游似乎重新恢复。例如，同治十一年辞官以后，他曾给浙江石门人吴朔的《得秋山馆诗抄》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