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读书 | 因为这项极不负责任的统计数据，美国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无法估量的( 四 ) a6529|a94

经济学家罗伯特·A. 莫菲特认为：“一方面，AFDC 项目被TANF 取代造成补助覆盖范围大幅缩水，意味着在1983年有57%的私人收入属于赤贫状态的单亲妈妈家庭能够领取福利补助，但到2004 年就只剩下20%还能领得到了。”社会福利支出不再把钱留给单亲妈妈和她们的孩子，而是更多地分配给了有工作的已婚夫妇以及老人。
莫菲特还说：“另一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由于EITC项目的覆盖面大幅扩大，有工作且年收入达到大约10000美元的单亲妈妈家庭从中获得了可观的额外补贴。后来开始实行的CTC也为有工作的单亲妈妈家庭提供了更多补助，不过对那些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则很少甚至完全没有用。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福利待遇的重新分配，最贫穷的单亲妈妈家庭原本能拿到的福利被分给了更高收入的家庭。”
自莫菲特发表这篇文章之后，CTC每年的补助额度上调到了2000美元。但他的主要观点仍旧成立。算上包括社会保险、医疗补助等穷人也能受惠的福利项目，莫菲特估计美国所有社会福利开支中有六成都发给了那些实际挣得的收入高过贫困线200%的人群。
总的来说，如今美国的社会福利项目与我们想象的已经完全不同了。严格的工作要求以及领取TANF有时间限制——最长五年——已经让很多原本的受惠者望而却步。积极寻找工作的要求劝退了很多申请人，因为找工作不仅有经济成本，更耗时间。2015年，TANF的开销只占到联邦政府总开支的0.54%，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反对现金福利运动就非常具有效果。2015年领取TANF补助的家庭只占所有贫困家庭的23%，在TANF刚刚开始实行的1996年，这个数字是68%。在14个州里，只有10%甚至更低比例的家庭领取TANF补助。而能领取的福利即便是已经就通货膨胀有所调整，仍旧远低于1996年当TANF计划刚刚通过时能够领取的额度。而原本福利项目的补助额度，即大部分州的AFDC补助额度，也在1970年到1996年间下降了40%。
目前的TANF项目由各个州自行管理，在所有提供这一社会福利的州中，补助上限都是不超过官方贫困线的60%。有34个州规定福利待遇相当于官方贫困线的30%，而有18个州甚至不到20%。各个州还有各种办法让穷人们无法享受TANF福利。比如，2016年，在密西西比州，每月的福利待遇最高仅为160美元。在相对慷慨的加利福尼亚州，每个月最高可以领取的福利待遇为715美元，但那也不过相当于当地贫困线的大约40%。此外，所有据说满足工作要求就能获得的福利中，EITC在促进女性就业方面更有作用，通过税收抵免而提高的收入就像胡萝卜，而TANF的工作要求就是大棒了，胡萝卜胜出。平均来说，一个符合标准的三口之家每月能够通过TANF领到447美元补助，但在14个州，三口之家每月能够领到的补助不足300美元。
对于那些无法就业的人而言，美国是个分外残酷的地方，他们的孩子也不得不跟着他们受苦。将SNAP和TANF福利加在一起就是那些找不到工作的父母们唯一的经常性收入了，这样一来，就只有在一个州（新罕布什尔州），家庭预算仍能达到官方贫困线的75%。在大约20个州，两个福利项目的补助加在一起差不多等于贫困线的50%或更低一些，在还有20个州，补助也不超过贫困线的60%。
对于贫穷起因的意识形态之战并不仅仅停留在抽象层面——真实的后果会发生在穷人身上，会影响政策的推行或终止，会对美国人对于谁应为贫困负责而产生影响。一项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了美国媒体对贫困状况以及贫困与社会政策之间关系的报道，结论是确凿的：美国人“对穷人抱有一种负面的观点”。与之相反的是，在欧洲进行的调研则显示欧洲人更倾向于认为贫困是制度化问题，而非抱持着个人主义或者行为主义的观点。在多个可能导致贫困的原因中，有70.1%参与调研的法国人选择了“社会不公”。有87.9%参与调研的克罗地亚人也选择了这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