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斯|遗憾的是，我们的想象力一如既往稀缺( 二 ) 历史感|社会学家

此风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展现出蔓延的趋势，在50年代一步一步陷入无药可救的地步。过去以智识生活、整体性思想为追求并且有着一些浪漫色彩的知识分子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专家型或技术型专业研究人员。同期，比米尔斯小三岁的同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也在思考这个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转变。贝尔在当时出版《意识形态的终结》，对此也有专门论述，不同的是，他欢迎专业研究人员的兴起，因为认为他们只追求学科或技术内的知识，并不以意识形态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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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 [美]丹尼尔·贝尔著，张国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米尔斯则毫不掩饰对前人的怀念。在那些距离他还不算远的近世知识分子中，他欣赏的是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以及一些社会学家，如絮叨啰唆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敏感纠结的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而诸如“絮叨啰唆”“敏感纠结”这样的消极词语也是他用来形容这些学者的。
这里之所以说它们是消极词语是因为，专业研究受“理性”和“客观性”规定，凡与此标准不符的特征都被认为是一种“剩余物” ，是多余的，也是需要被改造的。当时人们可能怎么也不会预料到，还有一些少数派如米尔斯反而视其为稀缺品质，且试图扭转趋势。毫无疑问，冷静到可怕的、说着“正确的废话”的、似乎“完美无缺”的专业技术人员才是他无法接受的。
米尔斯因此提出他的意见，一言以蔽之，我们必须保持热情，认识周边的世界以及它与我们的联系，也就是发展出一种具有想象力的心智，去理解所处的时代， “即20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这个令人恐惧却也令人赞叹的世界，它的结构与趋向，它的形貌与意涵，无论这种关联有时会多么间接” 。显然，他寄希望于50年代，在批判的同时其实也祈盼它成为转折点，能开启知识生产和思考方式的一个新纪元。
那么，这个新纪元在20世纪下半叶是否来过？
在处于下半叶末端的1999年，名声大噪的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出版了《院系与学科》（暂译， Department and Discipline）一书，毫不客气地认为学术研究和发表越来越缺乏热情和冒险精神，在狭小的、封闭的知识领地上“偷猎” ，没有能力描述和理解真实世界里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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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与学科》（Department and Discipline），安德鲁·阿伯特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99年10月。
与米尔斯的批判传统一样，阿伯特也通过“今昔对比”表达不满，而且其“昔”同样不是遥远的历史。他当时怀念的是奥迪斯·邓肯（Otis Duncan）1967年的《美国的职业结构》，虽然对方大胆而错乱地使用了综合同期群分析法（Cohort Analysis）。我们可能以为阿伯特是在说富有想象力的新纪元到达过，只是又离开了， “雁过留声” ，影响过一些研究。倘若我们看到他紧接着还提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39年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就会反应过来那只是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