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斯|遗憾的是，我们的想象力一如既往稀缺( 三 ) 历史感|社会学家

要知道，《社会行动的结构》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可是头号批判对象。阿伯特也承认这本书的理论诠释臃肿而妄诞，然而，他的怀念是另有说法的。从前的研究者还有不同的论述风格，而当阿伯特站在20世纪90年代时却发现，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风格是那么整齐划一，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研究者只为某个系数感到兴奋，因为那可能在业内已然意味着“关键性”突破，哪怕只是论证了一个连中学生、出租车司机或店铺老板也能随口说出的道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关心社会科学的人其实都可以去寻找除去格式、模型和专业术语还剩下的，还能提供给读者的内容。
21世纪的洞穴
在2001年，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接受政治学家理查德·斯奈德（Richard Snyder）的访谈，被问到关于《国家的视角》的尖锐批评。这是一本以故事讲述国家（state）、社会与人的书，在1998年出版后被翻译为中文等多种语言，而遭到的抨击大多都是方法论混乱、错置因果关系，算不上是什么严格的社会科学研究之类。
斯科特本人不以为然，他在访谈中是这样反驳的：“轻蔑的回答是，如果政治科学最终排除了许多不以某种特定包装或格式出现的关于政治的洞见，那就太糟糕了。”（翻译参考自当代世界出版社《激情、技艺与方法：比较政治访谈录》中文版， 2022年1月）这个回答就像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那句由小孩喊出的话，在揭示着“新发现”或“新理论”这件并不存在的新衣。从研究者、高校学术评审委员会到期刊编辑，都共同参与了这一新衣神话的编织，宣称通过一整套“严苛的”规范和“高深的”概念，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必然得到实现。
有必要提的是，斯科特在2020年被授予阿尔伯特·O.赫希曼奖。评委会认为他继承了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广阔的学术视野遗产。赫希曼与米尔斯只差一岁，两者都成长于专业研究人群高速发展的时期，却都成为20世纪的反叛者。这一传统当然也延续了一些下来。有的研究者甚至为展现想象力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
在2017年，一本叫《社会想象力的多样性》（暂译， Varieties of Social Imagination）的书评集横空出世。作者叫“Barbara Celarent” ，据说来自无所不能的“亚特兰蒂斯大学” ，她似乎并未受过社会科学藩篱的侵染，大智若愚，肆意发挥，没有路数，试图打破学术写作的陈规。上文提到的安德鲁·阿伯特还郑重其事地为她写了一篇序言，并充当编者，而其实神秘的“Barbara Celarent”只是他本人虚构的人物，差点让我们落进他的叙事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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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想象力的多样性》（Varieties of Social Imagination）， Barbara Celarent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2017年4月。
在此，柏拉图的洞穴问题再度浮现。
在柏拉图的思考里，洞穴中的“囚徒”处于黑暗和迷信的状态，火在他们身后燃烧，而他们只能够看见投射到墙壁上的画像。借用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说法，这其实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视野，可以叫作自然洞穴。而在现代知识社会，在这个洞穴下方更深处，还出现了一个由人挖掘的洞穴。所谓“在此之后，因此之故” ，一个人从进入学科专业训练起，就可能从自然洞穴掉到人为洞穴，唯有取掉身上的枷锁才可能往上爬升，重返自然洞穴，恢复使用生活语言和整体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