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五日帖|故宫院刊｜谢安《八月五日帖》源流考( 四 ) 书法|米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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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米芾临《八月五日帖》
标题下有注文作“高宗皇帝御书” ，友仁跋之前有“内秘书印”一方，形制与同卷其他几件临本一致，应都是源于南宋内府旧藏墨迹。宋高宗赵构（1127－1162在位）南渡之后，即广搜书画名迹，尤其是北宋士人书迹。1141年更是命将所藏米芾墨迹上石、刻于禁中，是为后世所称《绍兴米帖》者。米友仁则担任鉴定之责，相关跋文存世尚多。
正如米友仁在跋中所指出，米芾得到《八月五日帖》后，奉为晋人楷模，认为“谢安格在子敬上” ，勤加临习，因此传世临本众多。岳珂《宝真斋法书赞》亦著录有“御书题签”墨迹临本，后有“臣米友仁审定恭跋” ，然而时在绍兴九年（1139），可见是另一本。岳氏又提及所见拓本一种，有“绍兴三玺并宸翰标目” ，亦有米友仁审定跋文，唯“‘情’字作‘内’字，又中间少十二字，末少‘奈何’二字” 。综上所述，仅宋高宗所题签的米芾临本就有已知三种不同的版本。由此可见高宗推崇和追随米芾，并期待从《八月五日帖》上窥晋人书法的奥妙。
故宫博物院所藏《谢安行书中郎帖》墨迹册页〔图七〕，文字内容与上述《八月五日帖》诸本完全相同，然行款不同，书风虽然类似，笔画结构则多有出入[见附表一] ，显然也是对临之作。因上有宋高宗“德寿”印，故宫博物院定为南宋御书院临本。然而如果是高宗命书手临写以为范本，则不致与原迹相去如此之远。细审笔法，则与高宗传世墨迹（如上海博物馆藏《临虞世南真草千字文》）颇为接近，草书部分提按转折处尤其相似，或是高宗亲笔习字，可作为高宗效法米芾、精研谢帖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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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谢安行书中郎帖》
此墨迹原为新安吴廷（1556－1626以后）所藏，并曾作为谢安真迹刻入《馀清斋帖·续帖》（始刻于1614年）。据刻帖本判断，当时应为手卷。卷末另有董其昌补录米芾《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并跋：“右米元章《太师行》，为谢公真迹作，合在此卷之后，不知何时离去。余故为补之。”〔图八〕其左又有董氏1609年观款，二者均不见于现存册页。吴廷与董氏交往密切，《馀清斋帖》正、续二编的法书，大都经后者审定。然而董氏此前显然已经见过项德明家藏真迹，并刻入《戏鸿堂法书》。两相比较，不可能看不出吴藏墨迹为临本。跋文反映了董氏为亲故鉴定书画时惯用的敷衍笔法，表面上似乎极力褒扬，其实只是说米芾原诗乃“为谢公真迹作” ，对于墨迹本身是否为“真迹”则模棱两可。米芾《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并非谢帖原卷的一部分，已见本文前注说明，其墨迹也早已失传。唯故宫博物院现藏《群玉堂帖》残本中，附有董其昌题签“宋搨米元章小楷帖”拓本长卷一种，其中恰好有《太师行》〔图九〕。比对董氏“补录”细部，虽然行款疏密不同，单字的结字笔画相似度极高，因此董氏应是就此小楷帖临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