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五日帖|故宫院刊｜谢安《八月五日帖》源流考( 五 ) 书法|米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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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董其昌临米芾《太师行》（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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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米芾《太师行》（局部）
今董跋已佚，故宫博物院藏谢安帖临本册页后，尚存有璿政（生卒年不详）、王鏊（1450－1524）、焦竑（1540－1620）、张英（1637－1708）诸跋。其中璿政与焦竑跋文都径指此帖即《宣和书谱》所列之谢安《中郎帖》。此说并无直接根据，却导致此后帖名的混淆。此临本在吴廷之后的递藏经过已无从细考。安岐（1683－1744）《墨缘汇观》（1743年序）录有“八月五日帖”一件， “淡黄纸本不古” ，似为同件。则或经安岐之手入藏清内府，以“中郎帖”之名与传王羲之《雨后帖》合装成册。
【八月五日帖|故宫院刊｜谢安《八月五日帖》源流考】历代著录中有《八月五日帖》伪本墨迹两种，附记于此。顾复《平生壮观》（1692年序）录《谢太傅八月五日帖》一种，虽有“四角古图书” ，但“纸墨未古” ，无米芾跋文与赞语，顾氏疑为宋高宗所临。然而据其描述，该帖并非今故宫本，可能是基于《宝晋斋》本伪造的墨迹本。又，顾氏专门指出《戏鸿堂法书》所本“或别有真迹在焉” ，可见他当时未见项氏所藏墨迹。此外，清末杨寿恩记有蛰室藏《晋谢太傅八月五日帖真迹册》“二幅、幅四行，草书六十五字” 。与原帖相比，字数虽合，形制不同，当属附会前人著录的臆造之物。
余论：法帖制作的社会生态
谢安《八月五日帖》墨迹原本、法帖刻本，以及衍生出来的翻刻本、临本、伪本的历史，揭示了一件书法名品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复杂的生态系统。自宋初《淳化阁帖》（刻于992年）以来，直到近代照相复制技术应用之前，法帖刻本是获得学书范本最重要的渠道，也是生成与传播书法图像知识的主要媒介。近年以来，受艺术史方法论影响，以及书籍史、版画史研究的启发，有些书法学者已超越传统鉴定学的范畴，开始关注法帖作为图像媒介的生产与流通过程及其社会背景。此处以翻刻《八月五日帖》的历代丛帖为例，就此议题略作阐发。
据目前所知的文物和史料，北宋时期，除《淳化阁帖》及其各种翻刻版本之外，并无编刻丛帖的风气。南渡之后，半官方（以地方官身份编刻）和私家编辑的丛帖才开始流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翻刻家藏墨迹或旧拓单帖，集而成册，如著名的《西楼帖》（1168年刻）、《群玉堂帖》（1206年刻）、《郁孤台法帖》（1228年刻）、《英光堂帖》（1233年刻）等，或为同好间分享，或为私塾子弟日课，当然帖主矜夸收藏的用心亦不言自喻。刊刻之时并无明显的商业目的。上文所引《松桂堂帖》即属此类。帖主米巨?以弘扬家族荣耀为旨归，各帖之后都有跋文详细说明底本来历及刻帖缘起。原迹的题跋信息也尽量保留，以彰显承前启后的意义。
《宝晋斋帖》则代表了当时新兴的商业法帖。编者曹之格在跋文一开始即罗列《阁帖》的“官本”和“私塾”刻本之难得，可见本帖面向的是市场需求。曹氏跋文对于各帖底本来源也闪烁其辞，只说是“吾家诸父”“曹氏家藏帖” ，其实并非自己的收藏。其版式形制整饬，每卷后更是有鼎形印记及四方印“畊野曹之格新民印章”〔图十〕，俨然模仿当时坊刻图书牌记的样式与功能。考虑到刻帖地庐山一带在南宋时期刻书业的兴盛，不难想象，《宝晋斋帖》的制作、发行与销售，很可能也是通过坊刻图书的渠道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