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五日帖|故宫院刊｜谢安《八月五日帖》源流考书法|米芾

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二月十日，米芾（1051－1107）得到谢安《八月五日帖》，欣喜之余，作长跋一篇，详述流传经过，又作七言长诗《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纪其事。是年，米芾将谢帖与先前收集的其他晋人书画并列为家藏重宝，改室号为“宝晋斋” ，以志其喜。《八月五日帖》共7行65字，兼行带草，内容是谢安写给家族子弟的丧报。据米跋，此帖流传有绪，有梁唐内府诸印，唐时曾在宰相王涯（764－835）家，宋初原为王贻永（986－1056）所藏，曾被借入内府，经宋太宗（976－997在位）题字。米氏最早见此帖于太师李玮（1035－1086）家，其时为晋人墨迹合装大卷之一部分。李玮殁后，原卷被拆分、散落各家。其中谢安帖由蔡京所得，后转赠米芾。

米芾题跋中径称此帖为“谢安书”或“谢安帖” 。后世著录则称之为“八月五日帖”“吿渊朗帖”“六十五字真迹”及“中郎帖”等。名实之间，时有混淆。谢帖及米跋原迹早佚，唯有墨刻收录于丛帖中。此外又有米芾及后人的临本以刻帖或墨迹的形式传世。诸本的底本来源及相互关系错综复杂。本文以现存图像资料与史籍著录为据，试加辨析，探讨谢帖及米跋原貌，以及衍生诸本的流变过程。余论部分，以此个案为例，引申讨论丛帖出版的社会与经济因素。
《宝晋斋法帖》及《松桂堂帖》本
目前通行之《八月五日帖》图像，多来源于上海图书馆所藏宋拓《宝晋斋法帖》。其卷一有《八月五日帖》残本、全本两种〔图一，图二〕。原帖由无为通判曹之格（活动于13世纪中叶）刻成于咸淳四年（1268）。曹氏自跋称米芾在安徽无为任职期间，曾将谢帖和所藏王羲之《王略帖》、王献之《十二月割帖》三种墨迹刻石，后原石遭火损毁，葛之（1118年进士）知无为军时，据“火前善本”重刻。据此，似乎《宝晋斋法帖》翻刻的两种版本，即为受损后的米芾原刻与葛氏重刻本。然而其实际的底本来源可能更为复杂。曹氏刻帖与米芾宝晋斋的关系，也并非帖名所示那么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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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谢安《八月五日帖》残本（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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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谢安《八月五日帖》全本
暂不考虑摹刻过程带来的失真，比较《宝晋斋法帖》中两个版本，可见出明显差异。全本虽然保留原帖文字完整，但是字口磨损更为明显，因此显得笔画细短僵硬。如[附表一]字例所示， “五”字第二笔撇画末段不见， “攸”字左侧竖点短肥、末笔捺画则成直条状。相比之下，残本字口清晰，笔画的轻重缓急皆能体现。可见二者并非来自同一个底本。所据底本何者时代更早或者更接近原迹，仍需外证推定。
故宫博物院藏旧题《宋拓宝晋斋帖》（后经启功先生重新鉴定为《松桂堂帖》者），卷首即为米藏晋人三帖〔图三〕。三帖之后有一段跋文：“右襄阳米芾家藏法书，经梁唐御府、历代赏鉴之家，传之有绪。乙酉岁守灊江，刻于斋中” ，不见于其他文献记载。帖主米巨?（活动于13世纪上半叶）自称米芾曾孙，在米芾跋后，又刻有自跋一段：“右晋王、谢诸贤法书，先南宫所宝玩，因以名斋。今三帖乃斋中所藏。绍兴初，真迹多归九禁，世罕其传，仅存此墨本。”据此，则《松桂堂帖》本或直接翻刻自米芾原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