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晚清时期的“祛魅”：传统中国社会的“梦醒时分”｜专访张洪彬( 十 ) |马克斯·韦伯|天演论|神学|传

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原本是打算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些期刊，来考察当时知识界对现代社会的想象和理解，看他们憧憬的现代社会是怎样的。这是根据导师的建议、受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中的社会想象》（李尚远译，商周出版社， 2008年）一书启发而选的题目。我到2012年4月初提交的开题报告还是这个题目，原始文献都已经搜集得差不多了，但读资料提不起兴致，一直拖延。相反，宇宙观的变化这个题目明显更能让我兴奋起来。这种兴奋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自己的经历。小时候在乡村见识过传统丧葬礼仪、关亡术、相面术、算命术、风水术等被归为“迷信”的东西，神神秘秘、偷偷摸摸的样子让小孩子既恐惧又好奇。后来读书多点儿才知道，这些“迷信”在古代中国不只是底层“愚民”的专有物，即便是顶级精英也是这样看待世界的。我当然就想知道，这些原本可以登大雅之堂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是怎么变得这么尴尬的。学界一般认为是和近代科学发展有关，所以我买过很多研究科学与“宗教”（以及“巫术”“迷信”）的关系的书。
最后，获得导师鼓励，放弃原选题，把清末民初的宇宙观变化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到4月20日左右提交了新的研究计划，题目是“天变，道亦变：清末民初宇宙想象的转变” 。这个临时拼凑的研究计划很粗糙，题目太大，边界不明晰，拟使用的原始文献和理论资源都仍然模糊不清，可行性并不高，冒了很大风险。唯一的好处是，我真感兴趣。事实证明，选一个能够让自己兴奋起来的研究题目是至关重要的，对自己真感兴趣的事情，为它熬多少夜，白多少发，跑多少路，求多少人，都是开心的。新发现一个证据可以证明自己的猜想，多推进一小步，都会兴奋得难以入眠；发现一条证据与预判相抵触，需要做出解释或者调整预判，都足以让人苦心焦虑，辗转反侧。整个写作过程，我都是在失眠、咖啡、失眠的循环中度过的，还非常热衷于和别人讲我发现的有趣的资料、故事或学理。一言以蔽之，过度兴奋。博士论文写完，头发白了很多。但，从不后悔。我在高校任教后，多次语重心长地向学生说：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去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因为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会给你快乐，你才会不计成本地付出，遇到困难才更容易挺过去，更容易取得成绩。
新京报：《祛魅》研究的主题很宏大，你提到，本书收到过不少师友的批评和建议。如果让你回看这项研究，觉得有哪些论题可以进一步完善？
张洪彬：这个选题，对于博士论文来说，确实有点大，所以当年开题的时候，有老师笑言我可以做十年，还好在写作过程中不断缩小范围，聚焦于某些具体的观念和文献，终于如期完成。但一本书的篇幅要处理这么宏大的议题，论证定然不会非常致密。而且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需要的知识背景古今中西都有，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也很有难度，所以在涉及中国古代史和西方史方面的知识，我只能依靠既有研究做一些不算深入的了解。虽然后来还有很长时间的修改，但遇到了知识和能力的瓶颈，未能获得实质性的提升。比如，第二三四章各节的第一部分，主要利用已有研究做背景介绍，虽然做了很长时间的修改，但仍嫌笼统，时间线还是不够清晰；对借用的外来概念、命题在西方的思想史脉络，缺乏系统的掌握，比如泛神论和自然神学在西方的兴起和衰落，自然神学与达尔文主义的嬗替关系，我了解得不够系统、不够深入，所以讲达尔文主义与自然神学的关系那一部分，我只写了一页。还有，在写第二三四章的时候，我有意识地拓展考察范围，不局限在极少数精英，并竭力落实到行动、仪式、实践和制度层面，但到第五六章中，因为史料发掘遇到障碍，这样的方法论未能坚持下去，这也会削弱论证的强度和案例的代表性。将来若有发现，应加以补充和完善。（访谈过程中获得刘华杰、张卜天、唐小兵、王宏超、邓军、于海兵诸位师友的帮助，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