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晚清时期的“祛魅”：传统中国社会的“梦醒时分”｜专访张洪彬( 六 ) |马克斯·韦伯|天演论|神学|传

《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李孝悌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
【祛魅|晚清时期的“祛魅”：传统中国社会的“梦醒时分”｜专访张洪彬】但下层社会的世界观转变，不可能像知识阶层那么迅速那么普遍。下层民众往往缺乏系统性的阅读和思考，对知识自洽性的要求没有知识阶层那么高，对知识之间的竞争和嬗替也不会那么敏感，他们的思想观念与传统时代的连续性要强于知识阶层。知识阶层与下层民众之间的这种落差，容易转化为知识阶层对下层社会的“迷信”的反感和排斥。到后来，与知识阶层关系更密切的政治权力深入乡村，这种反感和排斥容易升级为干涉和压制。
现代科学的普及受到多方面影响，
自然神学不是决定性因素
新京报：你在书中探讨了机械宇宙观和有机宇宙观在晚清中国的不同境遇。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科学的过程中，也同时是在传播一种自然神学的观念。你提到学者刘华杰曾经评价过传教士韦廉臣译《植物学》一书中的自然神学，他给予了自然神学极高的科学史评价，并强调价值理性在当代科学发展中的价值。你如何看待自然神学的这种价值？
张洪彬：Natural history在中国翻译为博物学、自然史、自然志，它“是与自然哲学相对的知识类型，着眼于个别事物的具体描述，不追究事物背后的原因” 。（吴国盛：《博物学还是自然史》，《读书》2016年第1期）在达尔文主义兴起之前的欧洲博物学传统，与自然神学有很多重叠。晚清来华传教士传播的自然科学知识，主要也在这种博物学和自然神学的双重影响之下，许多译作既是“自然科学”作品又是“神学”作品。刘华杰教授在《〈植物学〉中的自然神学》（《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年第2期）一文中对此有很好的分析。该文旨在反思科学史中长期存在的“辉格史学”的倾向，即努力在历史中打捞那些符合今天的“科学”标准的知识，把它们与历史处境割裂开来，结果使得那些知识变得难以理解。在中国近代史学界也有类似的追求，即尽可能避免把我们的价值取向投射到历史中去，虽然那不可能完全做到。
刘华杰教授在文中还进一步质疑了把科学作“去价值化”理解的主流倾向。他认为，坚持科学是“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 ，可能“导致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科学探索的全过程中彻底分离，科学的航船失去了指引、目标，科学工作者不再关注本来内在于课题的伦理问题”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说“科学与自然神学捆绑，是近代科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当今的科学发展未必一定要与自然神学再次捆绑，但它终究离不开某些价值理性的介入” 。我想他的用心在这里，倒未必是说自然神学本身还有什么现代价值。对“科学是价值中立的”这一现代观念的质疑和反思，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但迄今似乎并未成功扭转“科学是价值中立的”这一信念，恐怕还需要很长久的努力，才能完成这种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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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英国传教士韦廉臣编译、李善兰笔述的《植物学》书影。该书于1858年由墨海书馆出版，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植物学著作” 。右图为传教士韦廉臣像。
新京报：承接上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机械宇宙观很拒斥，同时也很难接受自然神学，但却很能接受与有机宇宙观亲近的“天演论” ，尤其是在救亡危机的阴影之中，这种选择显得更为迫切。这种对自然神学的远离，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科学精神早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