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是一个“多数的文明”( 二 ) |民族学|汉族|姚大力

大约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民族学逐渐地重视被考察对象有关“自己是谁”的认同问题。
这一问题的提出，推动了民族史或族群历史从“客位”叙事向“主位”叙事的转向。所谓“客位”视角是指一个力求“科学、客观”的外在观察者关于他们是谁、他们从何而来、将往何处而去的叙事，而并不关注这群人自己是否同意或理解他对他们的定义，不关注这些缺少书面历史记录传统的人群是否知道，自己与记载在汉文史书上久远的某些族群是否具有历史渊源。
作为一名受历史学训练出身的从业者，我认为民族史研究可以从民族学获得一些重要启发。
一是我们必须掌握研究对象的民族语言及民族语文。这是被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高度强调的一项必备研究技能。语言里隐藏着文化的密码，依靠翻译了解一个民族，所获得的认识难免不是夹生的。但语言问题在中国民族史领域里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普遍重视。
二是必须充分重视被研究对象自身的“叙事” ，也就是他们的口传历史以及民族语文中有关他们自己的记载，当然这以语言技能为前提。汉文资料对民族史研究的意义固然非常巨大，但是民族语文的或当地口传的资料，对研究民族或族群认同的形成，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注意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就会发现，绵延不绝的族名，很可能不是族体本身延续性的表征或证明，而只是后来的人群在“想象”或“建构”自己的历史根源时，或随意或精心加以采用的符号与素材。
第三，民族史研究无从效法民族学的“田野”取径，因为你完全不可能对历史进行“田野工作” 。但是民族学的提问方式又完全可以被民族史所借用，并且通过历史学的文献解析的方法来予以回答。
▌反思中国史中的汉族中心叙事
现代中国的人口，十分之九是汉族，而且尤为集中地分布在东部中国。生活在那里的汉族，对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认识，很容易停留在相当抽象的层面。在今日汉族观念里， “中国”、“中华”仍很容易与汉文明、汉族的概念相混淆，在他们口称“中国”时，浮现在心里的，很可能大多是如今属于汉文明的那些符号，如汉语汉文、禅寺道观、唐诗宋词、毛笔筷子之类。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现象似乎带那么一点自然而然的性质。但这样的观念又极端有害。
对这种极端有害的观念，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并没有提出足够有力的对治性的论述，没有真正讲好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比如网上有很多人宣扬“厓山之后无中国” ，然而我们的教科书上并没有讲过类似的话。
但我以为，上述想法与教科书讲述的中国历史，绝不是没有关系。如果你把一部中国史讲成了汉族和汉文明统治或支配中国的历史，那么一个蒙古人或者满人做皇帝的帝国，究竟还算是中国，或者应该被看作是中国已亡于蒙古人或满人的政权？
在历史上， “汉人”与“秦人”或“明人”一样，本来是指汉王朝、秦王朝及明王朝治下的人们，与“国人”同义。汉晋之后，北部中国处于诸多非汉王朝的统治下，以王朝名称来命名的人群，或曰“国人” ，都转指迁入华北建立政权的匈奴、鲜卑、羯等各部族的成员；那么被统治的华北当地人口该如何称呼呢？他们就这样被称为“汉人” ，意思是汉代百姓的后裔人群。它究竟是从最初的他指，被逐渐“内化”为自指名称，或者它一开始就兼有他指与自指的功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中华”则很像是一个自指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