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是一个“多数的文明”( 三 ) |民族学|汉族|姚大力

历史教科书在这方面的缺陷，可以说出于一种不自觉的汉族中心论偏向。由于这一偏向的影响，它对“华夏孕育了中国、而中国又超越了华夏”这样一个观念的强调，还远远没有到位。
比如相当于唐时期的中国史，往往被描写成唐史（不管它还被分成几段）再加上附带在唐时期的“边疆各族”史。这样的编排法真的符合唐长时期与吐蕃、南诏、突厥、回鹘、高句丽等邻国并长争雄、互相交往的历史实相吗？
又比如按照教科书的叙述，自从汉承秦制，专制君主官僚制获得巩固之后，中国似乎就沿着自秦汉、汉唐相继承袭下来的这套国家建构体制，一步一步发展到传统时代末叶，形成庞大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使得汉唐体制中治理非郡县地区的“羁縻模式”及其在后代的演化（即“土官制”以及“土司制”），与元、清两朝创造性的“理藩院体制”混为一谈。结果是雍正帝所谓“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本朝”的昭著功勋，被教科书全算到汉唐体制的账面上。事实是，如果只有承袭汉唐体制国家模式者，如宋、明两朝，当代中国的版图能有今日这般大么？
还有一个显著的例证，即用“是否汉化”作为对君临全国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基本评价。它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乐意于汉化；它们后来失败了，则是因为它们汉化得还不够。我不是说对汉化的肯定是完全错误的，更不是说汉化论全错了，而是说，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不是只有汉化这样一种值得重视的状态。现在的研究者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对汉化的研究，包括对汉化的赞扬上面。这就于无形中夸大了汉化在少数民族政权巩固方面的实际功能。
统治汉地社会的少数民族，在汉地社会的治理中间，必须利用汉地社会原来的文化、制度、政治的资源。对此我们习以为常的看法是，汉文化是先进的，一个落后的民族要能够统治先进的民族，就要向先进的文化学习。
但实际问题是，源自汉地社会之外的民族要统治汉地社会，成本最低的方法就是对汉制稍加更动， “因俗而治” 。就此意义而言，它同时还在藏化、蒙古化、回部化，因为它还征服并统治了西藏、蒙古、新疆。对这些地方的治理体系，在某种程度上都在延续当地原有的制度，当然也做了某些调整更动。所以汉化的问题，其实不是产生于落后与先进的对立，而是产生于治理体系必须“在地化”的实际需要。
▌反思文化多元主义立场的民族政策
民粹主义回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发达国家先前二十年的族群政策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你若与德国人、法国人或者美国人接触，会发现他们对国内存在大量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的问题出言极其谨慎，生怕犯政治不正确的错误。在本世纪头十年里，发达国家坦言处理族群问题的“文化多元主义”主张已经失败，这应该与他们先前在处理移民问题上过于理想化的政策失误有关。
但是“文化多元主义失败”的说法，也可能是在对不了解实情的人们，传达一个被严重扭曲的信息。西方发达社会存在的少数民族被分为三类：一是所谓原住民；第二类是历史地形成的少数民族，多由国界线的变动而使一个民族被分划在不止一国之境内而形成；第三类就是二战后进入各所在国的新移民。
西方发达国家解决与前两类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关系的过程，都已经大体完成了。它们采取的几乎是跟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颇有类似之处的政策框架。现在那里人口在25万以上的、聚居的少数民族，只要有自治意愿，都已获得自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