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收获》开放书架｜汪曾祺的昆明（孙郁）（下）( 三 ) |汪曾祺|孙郁|西南联大|闻一多

今人谈那段历史，也能体察出那时候的办学的仓促，教师队伍的短缺，及知识结构的不平衡。坦率说，闻一多授课的方式，可能受古人影响甚深，陈述的理论似乎有些问题。那时候的中国诗人教授们，精神大抵还没有鲁迅的境界，对域外小说与诗学的理解都还单面，不能从各个学科来对比为之。连后来在别的大学授课的冯至，阐释诗学的文字都有点平淡，甚至不及他崇拜的里尔克、雅斯贝尔斯那么丰富，不知道是审美的问题呢，还是价值观的问题。我们看海德格尔的阐释诗歌时的冲动，哲学与诗意都得以攀升，是有大眼光的。西南联大为中国文学教育最好的时期，而空白点却是明显的。像朱自清这样的懂诗、为诗的人，学术著述则有些平淡，都属于这样的问题。青年人那时候未必认识到这一点，有几个诗人气质很强的人，大家已经很是兴奋的。汪曾祺后来对联大独说佳处，鲜提遗憾，大约是过度爱怜自己母校的缘故。
教育学理论讲到师生互动的时候，使用了许多概念和事例，意在讲知识与精神的传承的最佳途径。就中文系而言，讲文学史与作家作品，没有文学的体验在，或说缺乏审美的经验的演绎，则会使文学的意味遗失掉，很是可惜的。诗人教授们大概可以避免这些，如果他们真有学问的话。研究文学史要有知识，还要有诗意的体验，这后者，闻一多这样的人容易完成，当知识无法抵挡诗意的袭来，师生的互动一定是美的。许多回忆闻一多的文章，给人的印象差不多都集中于此。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是个受人尊敬的人，宗璞在《东藏记》里就以他和一些教授为原型，写了一个丰富的年月。不管是儒家者流，还是现代派的追随者，都不排斥闻一多。近读何兆武《上学记》，内中有关于闻一多的片断，与汪曾祺的回忆庶几近之。文章不仅写了唯美主义的闻一多，也写了反传统的闻一多，他说：
闻先生晚年讲诗（其实那时候他还不到五十岁），有一首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他特别欣赏，在他的《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曾把这首诗评价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当然这首诗写得的确很美，我也非常欣赏，不过除了浓厚的唯美倾向，却带有几分人生幻灭、虚无颓唐的味道，好像和他民主斗士的形象不大合拍。所以我以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至终都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在讨论：如果鲁迅活着会怎么样？其实同样可以问：如果闻一多活着会怎么样？仅凭一包热情，恐怕也不会畅行无阻的吧，我这么想。
闻先生那一辈人的旧学根底非常之好，可他同时又是极端反传统的。社会转型时期，有的人唯恐中国的旧文化不存在了，拚命维护；还有一种人，认为传统的东西束缚中国人太久了，中国要进入新的时代，就要彻底抛弃，全面创造新文化，闻先生、鲁迅、胡适都属于这种人。鲁迅激烈反对中国的旧文化，甚至提出不看中国书，《狂人日记》里宣称：什么“仁义道德” ，满书都写着血淋淋的“吃人”两个字。闻先生在这一点上跟鲁迅非常相像。在搞民主运动的时候，他在课堂上对我们说：“你们从外面打进来，我从里边杀出去，我们里外合应，把传统的腐朽文化推翻！”意思是说：青年学子没有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毒害，所以你们须从外部推翻它；我是受过这个教育的，所以我现在要反对它，从里边杀出来与你们合作。我想这代表他当时真实的思想情况，虽然他研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但他并不认同。（何兆武《上学记》142页，三联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