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张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扮演了怎样重要的角色？( 三 ) |欧洲|造纸术

【|纸张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扮演了怎样重要的角色？】卡拉巴克翻译了这些来自8—14世纪的残片，向世人描述了这些残片上丰富的字体、颜色和格式。他还提到了一种非常轻薄的“鸽纸” ，人们一方面用它来“飞鸽传书” ，另一方面也很喜欢用它来写情书。此外，卡拉巴克还出版了他自己翻译的《文士工作者》（Umdat-al-kuttab），这是唯一一篇流传至今的、在11世纪撰写的关于阿拉伯造纸工匠的文章。最后，他在一次展览中向公众展示了其中的一些残片，并编制了一个目录，记录了纸的广泛用途和地理分布。
同一时间，奥地利植物学家尤利乌斯·威斯纳（Julius Wiesner）利用植物生理学研究的显微镜法分析了阿拉伯纸的材料特性。他和卡拉巴克同时发表了研究成果。两人的研究是独立进行的，却得到了同一个结论：阿拉伯不仅是纸从中国传向欧洲的中转站，而且阿拉伯人还不断地改进了造纸技术，对13世纪以来欧洲造纸厂的兴起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卡拉巴克试图证明，用亚麻破布以及大麻纤维制造的“布浆纸”源于阿拉伯文明，因此阿拉伯文明是欧洲造纸业的典范。这项在维也纳进行的关于阿拉伯纸的研究，采用了类似历史文物和科学微观的方法，或多或少得到了一些专家的回应。但这几乎没有影响到欧洲人的普遍认知。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结论与其说是填补学科空白，不如说是在打破一种旧有的传播范式。
约瑟夫·冯·卡拉巴克将他写的关于阿拉伯纸的论文称为一项“历史学和古文物学的研究” ，这个副标题有一种纲领性的气息。这意味着，这篇文章会用与研究古希腊、古罗马同样细致和翔实准确的方法来描述阿拉伯纸。卡拉巴克认为阿拉伯纸是欧洲纸的起源。而对阿拉伯人来说，他们的纸源于中国纸。这引出了一个在当时的欧洲尚未为人察觉的巨大认知差异：欧洲近代的纸和古代的莎草纸并不相同。
美国造纸学家达得·亨特（Dard Hunter）在评论老普林尼《自然史》第十三卷中对莎草纸生产工艺的描述时，强调了这两种书写材料的区别。用于书写的莎草纸是由植物制成的。人们先将纸莎草的茎的外皮削去，切成薄片并将其压制后，再通过一种类似于精细木工打磨的方法进行加工，使其表面变得光滑，易于书写。而在造纸术中，纸张则是通过分离原材料纤维得到纸浆，然后经过舀浆、抄纸等步骤，获得了所需要的形态。
德语里“纸”（papier）这个词是从papyrus（纸莎草、莎草纸）一词演变而来的。而莎草纸则通常被称为“尼罗河纸” 。所以，人们很容易觉得在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时期繁荣起来的欧洲纸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莎草纸的直系后代，把二者作为同一类东西看待。在老普林尼的作品中， “papyrus”这个词通常是指纸莎草，而由它制成的产品才称之为纸。而与基督教以及修道院文化密切相连的羊皮纸又构成了古代莎草纸和现代纸之间的桥梁，阿拉伯纸反而成了一个配角。即使到了20世纪，人们在回顾纸的历史的时候，也只用了一句话便概括了阿拉伯纸数百年的历史：“造纸技术是通过阿拉伯人传到西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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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冯·卡拉巴克等东方学者基于18世纪、19世纪的东方旅行以及考古学发展之后搜集的材料，对阿拉伯纸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这之后，人们清楚地看到，欧洲并不是纸张经过激烈竞争之后占领的第一个地区。在纸作为书写材料（特别是书法的载体）刚传到阿拉伯的时候，它的竞争对手主要是莎草纸和羊皮纸。羊皮纸尚能和这位新来者共存，成为一种相对独特的传播媒介。但是纸的到来意味着莎草纸生产的持续衰败。在巴格达的第一家造纸坊建立几十年后，有人试图再生产莎草纸，但很快就失败了。尼罗河流域曾经造就了埃及莎草纸的垄断地位和成功，但随着外来纸张的发展，纸张质量不断改善，莎草纸逐渐成了一种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