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张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扮演了怎样重要的角色？( 四 ) |欧洲|造纸术

公元11世纪，莎草纸的生产在埃及已经销声匿迹了。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纸的经济优势—尽管最初的时候，两者的价格差异不大，而且纸本身也是一种昂贵的商品。纸在书写材料的竞争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要归功于让造纸原材料打破了自然生长周期的束缚。
在纸取代莎草纸的过程中，我们厘清纸张崛起的路径。首先，它作为一种替代品出场，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发挥作用。然后它充分发挥这些功能，证明自己的实力，从而不断刺激人们对它的需求。它并没有给世界创造出新的文字或者书写方式，也没有创造出古代高官的职位，书法也不是因它而产生。它更多的是弥补沟通上的欠缺，比如以传播媒介、统治手段等形式来立足。于是，伴随着纸在空间地理上具有的游牧民族般的特性，纸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用途和功能不断积聚起来。它的推动者，如高官蔡伦以及阿拉伯王国里的哈里发，都来自统治阶级。
早在倭马亚王朝（661—750）时期，这个征服了波斯萨珊王朝的阿拉伯帝国，其统治范围已经从中印边界一度延伸到了北非和西班牙。公元750年，阿拔斯王朝掌权后，帝国将都城从大马士革往东迁，最后迁都至公元762年建立的新都巴格达。这个年轻的伊斯兰帝国从波斯文化中学习了行政管理的方法，从拜占庭帝国吸收了古希腊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丰富遗产。而纸这一新兴媒介，则正好帮助他们把希腊遗产复制到阿拉伯文化中。同时，纸对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官僚机构和统治阶级也十分有吸引力。根据历史学家、政治家伊本·赫勒敦（Ibn Chaldun）的说法，行政系统淘汰羊皮纸转而使用纸张，是在786—809年间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chid）统治时期。人们认为纸更适合于行政和法律系统以及贸易往来，因为写在莎草纸上的字可以擦掉或伪造，写在羊皮纸上的字可以刮掉，而写在纸上的文字很难以这些办法篡改。
伊本·赫勒敦认为，纸的传播一方面是阿拔斯王朝行政系统不断书面化以及精神生活不断丰富的结果，另一方面，纸的传播又促进了行政、文学以及科学的发展。东方学者对伊本·赫勒敦的观点又进一步进行了解释，如约瑟夫·冯·卡拉巴克和阿尔弗雷德·冯·克莱默（Alfred von Kremer），后者著有《哈里发时期的东方文化历史》（Kulturgeschichte des Orients unter den Chalifen ， 1875）。这些研究为我们打开了鲜为人知的世界。过去我们只知道阿拉伯和奥斯曼帝国没有迅速采纳印刷术，直到18世纪才勉强接受。相比于印刷术缺席所带来的影响，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开始追溯阿拉伯文化中“印刷术之前的纸” 。
人类文明中，文字和数字从未只与一种书写材料绑定在一起。尽管在阿拉伯文化中，纸的出现很快导致了它的竞争对手莎草纸的消失。但是，和纸同时存在、作为书法载体的除了羊皮纸，还有平坦的石块、木头、树皮、棕榈叶、丝绸、黄铜和金箔，或者其他类似骆驼骨头之类的材料。纸一般被人们用于保存那些要复刻到金属或其他材料上的草稿和草图。不过，人们很快开始将纸作为复制《古兰经》的载体，虽然《古兰经》的文本中只提到了莎草纸和羊皮纸作为书写载体。自公元10世纪以来，纸成了《古兰经》在伊斯兰世界中传播的最重要媒介。 10世纪早期，阿拔斯王朝宰相、书法家伊本·穆格莱（Ibn Muqla）通过规定不同书写面积的几何比例，发展和统一了阿拉伯文的字体，而纸则成为这种曲线文字的最佳载体。正如人们把祈祷看作一种虔诚的行为一样，在抄写《古兰经》时，为了追求书法的一丝不苟，人们不能选择这些曲线文字的简便写法，即将这些曲线字母连在一起快速书写。就和之前的羊皮纸一样，人们在纸上誊写下珍贵的《古兰经》抄本，然后用金饰装裱。《古兰经》的地位证实了这些装饰过的纸作为文字载体的事实。《古兰经》的诵读和书法就像是一对艺术姊妹，相辅相成。诵读，在人们以口头和书面相结合来传播先知思想的过程中，就像是一种声音的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