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幸福的诱惑：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欧洲虚无主义思潮( 五 ) |约瑟夫·弗兰克|欧洲|宗教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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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宁
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的政治理论与实践，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撰写《群魔》的主要灵感来源之一。在这部小说中，韦尔霍文斯基以私生活颇有争议的斯塔夫罗金为精神领袖，建立了一个旨在推翻沙俄政府的恐怖组织，这个组织实施了一系列企图动摇社会基础的阴谋活动，但他们最终由于杀害了一心想退出组织的核心成员沙托夫的罪行而走向瓦解。通过这种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动传神地向读者展示的是，附身在宗教大法官上的群魔，由于耶稣的驱逐转而附身到了一群激进的平民领袖身上，而这群平民领袖在群魔的蛊惑下又一步步地走向自身的毁灭。
在《群魔》发表之后，不时有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只不过是对某些俄罗斯政治人物的任意虚构乃至恶毒诽谤，然而，弗兰克对《群魔》的历史创作背景的研究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中展示的各种阴谋诡计基本上都是有据可考的。 1871年，巴枯宁的得意门生涅洽耶夫因为指挥杀害地下组织的动摇分子的罪名而受审，随之公开的是他秘密撰写的一部深远影响了俄罗斯数代激进平民领袖的论著《革命者教义问答》。涅洽耶夫在这本书中系统阐述了激进平民领袖在抢夺权力时可以运用的诸多阴暗手段，例如，他们应当掩饰自己作为激进分子的身份，借助各种社交途径接近当权派的妻子与儿女，诱惑他们脱离正统的道德规范，借助手头掌握的相关隐私来迫使他们参加反对社会的激进运动。他们应当抓住一切机会装扮成自由主义的热情追随者，裹挟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者卷入会引起社会骚动的阴谋活动，以便于事后将骚乱的主要责任转嫁给自由派。他们还应当尽可能地充任沙俄权贵的幕僚和密探， “为一切灾难和罪恶推波助澜，这最终必定将使民众忍无可忍，逼迫他们全体起义” 。涅洽耶夫的这些思想不仅有力支配了许多俄国虚无主义者的激进政治实践，而且也成功地让某些俄国虚无主义者不断降低自己在政治活动中的道德底线。巴枯宁的一批忠实追随者热情参与了法国巴黎在1871年发生的反政府武装运动，当这次运动即将宣告失败时，这些狂热分子竟然打算放火烧毁巴黎，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由衷地相信，他们的伟大事业高于这个世界的幸福，既然他们的事业无法获得成功，那他们就不介意亲手将这个世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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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莫斯科的赫尔岑雕像
尽管巴枯宁及其类似的激进平民领袖在表面上宣扬的是与宗教大法官争锋相对的理想与价值，但他们的内心也并不特别相信他们热烈鼓吹的那一套价值理念，而是为了迎合底层民众对于公正、平等和自由的渴求，以便于借助底层民众的力量来攀爬权力的阶梯。尽管他们煽动民众的那套理论并非无懈可击，但缺乏政治经验的俄罗斯民众依旧趋之若鹜，这或许又一次证明了卢梭所总结出来的那条可悲的历史规律：“习惯于某种主人的人民，倘若企图打破束缚，那就反而会更远地离开自由，因为他们常常会把与自由相对立的那种放荡不羁当作自由，结果他们的革命，差不多总是使他们落到只有加重他们桎梏的那些煽惑家们的手里。 ”这些激进平民领袖与宗教大法官正是俄国虚无主义的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激进平民领袖在掌握权力之后就会逐渐倾向于鼓吹和宣传宗教大法官的保守信仰，这个世纪俄罗斯的激进分子，就是下个世纪的保守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