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幸福的诱惑：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欧洲虚无主义思潮( 六 ) |约瑟夫·弗兰克|欧洲|宗教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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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上映的俄剧《群魔》
按照某些评论家的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助佐西玛长老在临终前的布道，对宗教大法官的虚无主义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批判，但这种理论化的批判缺乏强大的说服力。弗兰克在此恰如其分地揭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不可能期待他像尼采或海德格尔那样以高度抽象的哲学论证来批驳虚无主义，他的擅长之处在于通过他精心构筑的文学叙事与文学角色，深刻而又翔实地揭示出俄国虚无主义者对于人性的虚假论断。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不管在表面上宣扬什么，俄国虚无主义者身上都有一种由于傲慢自大而脱离民众的病态现象：他们自认为是凌驾于民众之上的精英和强者，而民众只不过是一群软弱、愚昧、麻木不仁，因而不配拥有自由和尊严，只能沦为他们攫取权力的手段与工具的乌合之众。陀思妥耶夫斯基终其一生都不断用自己的文学作品来揭穿这个弥天大谎，其中或许最有说服力的一次叙事是他根据自身在西伯利亚服苦役的经历改编而成的，而本真的信仰在他逐渐洞悉俄罗斯民众本性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堕落中寻找博爱的灵魂
1849年12月2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前往西伯利亚的危险旅程，他将在那里度过十年之久的艰辛而又充满挑战的苦役生涯。尽管刚刚经历了几乎被死刑处决的恐怖遭遇，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心充满了干劲，他感谢上帝赐予他的新生，他发誓自己不会失去希望，将保持灵魂和内心的纯洁，并暗中计划在苦役期间感化其他服刑人员，唤起他们为了公正与自由而斗争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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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伯利亚的苦役犯
然而，不管他原先的规划有多么美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劳役营中遭遇了他有生以来最残酷的现实。由于资金短缺和疏于管理，西伯利亚劳役营中的生存环境的恶劣程度已经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更为糟糕的是，那些来自底层民众的囚徒的精神状态和道德水准，远非陀思妥耶夫斯基原先相信的那么理想化。他们对待同伴冷酷无情，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陷害同伴，攫取自己的利益。他们面对劳役营中社会地位高于自己的官员时是感恩戴德、卑躬屈膝的，甚至为了获取一些蝇头小利而不惜在大人物面前扮演小丑。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来自上流社会的政治犯，他们起初是敬畏的，但当他们得知，这些政治犯由于为底层民众发声而失去了特权地位，他们非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迅速变得冷淡乃至不恭敬起来。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伴试图向他们宣扬各种进步的政治理念时，他们不是漠然置之，就是冷嘲热讽，甚至还有一些心机深重的囚徒，他们会通过表面迎合这些政治犯的主张来骗取他们身上仅有的一点钱财。
所有这一切都将陀思妥耶夫斯基逼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绝望深渊之中，然而，正如克尔凯郭尔不断提醒人们注意到的，对于真正信仰坚定的基督徒来说，这种绝望的深渊非但不会让他的信仰崩溃，反而会激发他实现“信仰的飞跃” 。根据弗兰克的记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劳役营度过的第二个复活节假期中发生了一次奇迹般的信仰飞跃。在这个假日的第二天，众多犯人没有被带出去干活，就在营地里彼此谩骂争吵或酗酒赌博，周围充斥着乌七八糟的下流小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情烦闷到了极点。他不想被囚徒打扰，于是躺在木板床上假装睡觉。但就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头脑中不可思议地浮现出了他早已忘记的一段儿时记忆：九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次在庄园附近的树林里迷路了，由于先前就知道有一条狼也在附近徘徊，这让他陷入了极度惊骇的状态之中。他拼命奔出树林，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却遇到了他父亲的一个名叫马列伊的农奴。尽管马列伊平素总是被周围人嘲讽为粗鄙无知的人，但这个粗野大汉并没有利用这次机会来报复东家的儿子，而是像一个母亲那样温和地朝他笑着。他为彼此都画了十字祷祝，然后将这个惊慌失措的孩子平安送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