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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的艺术》一书中，刘瑜常常以一个较小的切入口进入一个宏大的讨论，如 “什么是国家？从墨西哥的毒贩集团说起” “韩国电影中的革命：观念的水位与制度的变迁”“恶真的平庸吗？暴民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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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
《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重新界定正当性与证成性
乔纳森·沃尔夫在《政治哲学》中说，政治哲学只需回答两个问题：“谁得到了什么？”以及“谁说了算？”以政治哲学的术语表达，前者涉及的是“正义”问题，后者涉及的就是“正当性”问题。
周濂的《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的主要工作是重新界定正当性和其亲缘概念如证成性、合法性、政治义务和政治责任等的区别，以廓清“政治正当性”在当代政治哲学概念地图上的位置，并为读者理解国家、权力、政治义务与政治责任等提供理论上的分析工具。
“是什么使得权力或强力成为道德上对的”是2000多年来政治哲学不断追问的问题。聚焦现代政治的讨论域，周濂结合了汉娜·阿伦特、约翰·西蒙斯、哈贝马斯及罗尔斯等的观点进行论证。
周濂认为，就概念组成而言，政治正当性一方面有其客观面向，即要符合某种规范性乃至客观性，另一方面有其主观面向也即被统治者的主观意志表达；就其理论效果而言，政治正当性一方面使统治者拥有统治的权利，另一方面使被统治者负有服从的义务。这四个因素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中存在诸多组合可能，但无论作为观念的正当性呈现出何种形态，政治正当性都在概念上与这四个因素——正当性的客观面向和主观面向以及统治权利和政治义务——存在某种结构性的关系。 “由此，从这四个因素入手研究政治正当性会是一个再适合不过的突破口。 ”
周濂也在书中花了最多的笔墨区分政治正当性与证成性之间的概念差异。政治哲学主流观点认为，所谓政治正当性就是对政治权力所做的道德证成，因此多数学者倾向于把对政治权力所做的一切道德证成都等同于正当化的工作。周濂认为，正当性是一种“回溯性”的概念，它关注的是权力的来源和谱系，也就是从“发生的进路”去评价权力；而作为“前瞻性”概念的证成性，关注的是权力的效用和达成的目的，也即从“目的的进路”去评价权力，确立了道德评价国家的两条进路。
从政治正当性与证成性的区分出发，周濂在政治义务与政治责任之间勾勒出一幅概念地图：国家正当性与公民的政治义务具有概念上的关联性，而国家证成性则与公民的政治责任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