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武能|八旬翻译家杨武能：“自满自足，就是我最大的敌人”( 三 ) |翻译家|世界文学

“武能有时候用本名，有时候用笔名。当时社会上普遍对‘个人名利思想’特别警惕，学生登出文稿不但不会受到校方称赞，反会遭到批评。 ”《世界文学》当时的编辑李文俊回忆，最早采用的是他翻译的一篇丹麦作家的文章，后来多次被各种散文选入， “足见武能的文学眼光确实不凡，且在翻译文字上已颇老练，不像是出自一名青年学生之手了。 ”
看上去，这是一个年轻人顺利找准人生方向的故事。 1962年，从南大毕业后，杨武能分配回了西南俄专升格后的四川外国语学院。头两年还有一些翻译机会，他陆续发表了《普劳图斯在修女院中》《一片绿叶》等古典作品。 “文革”期间，《世界文学》受到冲击停刊，杨武能中断翻译十数年。
在短文《40岁，我终于抓住那只美丽的小鸟》中，杨武能表达了壮志难酬的愤懑：“除去懵懂无知的童年和耽于幻想的少年时代，我没有过过多少舒心的日子。清贫的家境， ‘出身不好’的精神重负，犹可以忍受；经过艰苦努力学得的知识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长期怀抱的理想无从实现，这才是最大的不幸，最深的悲哀啊！”
“文革”结束后，恩师叶逢植邀他翻译明娜·考茨基《旧人与新人》的后半本，多年未有机会的他“饥不择食”地答应了。 1976年寒冬，杨武能偷偷在筒子楼里闷头爬格子。深夜，寒冷异常，他就把煤炉挟在腋下，借此取暖。没有稿费，也不署名。 “现在想来也不禁失笑，这样地呆傻，既无名又无利，还不能让人知道，何苦呢！”
1978年，中国社科院招收研究生，杨武能已人到中年，妻子怀着孕，但抱负和理想“一点都没淡，而且更强烈” 。得到妻子理解后，他几乎是“逃到了北京” 。后来的一切都取决于那一次奋身一搏。他顺利成为著名学者、诗人冯至的入门弟子。
“冯至是我一生的贵人。 ”杨武能感叹。
在社科院读书时，又遇上了看重年轻人的编辑绿原，于是接连有了编选和主译《德语国家中篇小说选》、重译《少年维特的烦恼》的机会。那简直是一段黄金岁月：
“物质生活嘛，全然无所谓！下雪了，上旧货市场花两块钱买有护耳的棉军帽戴上；嘴馋了，用家里带来的纸炉子煮碗鸡蛋面吃，还不行就到北师大新开的乐群食堂啃一排骨。从来没有无聊寂寞的时候，拜访师友，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读书》编辑部，也必定有什么请教或者要交涉的事情。 ”杨武能在《译海逐梦录》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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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翻译六十多年，杨武能有译著三十余种，他坚持只翻译德语文学里的经典，只关注最一流的作家。（受访者供图/图）
苦译之旅
1980年代，杨武能在北京读研，女儿杨悦十几岁，和妻子王荫祺住在重庆。据杨悦回忆，父母相隔两地，通信传递思念。抬头处，从来不写“荫祺”“武能”之类，而是互称“michao” 。杨悦起初不解其意，学了德文之后，才知道是“傻瓜”的意思。
每到社科院放寒暑假，父亲返回重庆家中，日日仍是埋首苦译。杨悦说，父亲翻译时极专注，家里仅有的一台黑白电视放在父亲的书房，她至今还记得为此错过了周旋的电影《马路天使》。
父亲翻译时，用大铁艺夹从上面将原版书固定住，摆在书桌的左侧，英雄牌的蓝墨水，把德文字母，一字字转成中文往A4稿纸的田字格上填。稿纸很贵，父亲翻译不会打一遍草稿再誊写，基本“一稿清” 。重庆的夏天暑热难耐，家中没有空调，父亲常常只穿件背心，或者干脆打赤膊，在桌子前一翻数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