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文钊｜《昨日的世界》摘抄2-2( 二 ) |昨日的世界

为什么1939年的群众不再像1914年的群众那样热情奔放？为什么1939年的群众仅仅是严肃地、坚决地、默默地、听天由命地服从召唤？……答案是简单的：因为我们1939年的世界不再像1914年的世界那样具备那么多让天真、老实的人信仰的东西。当时的老百姓还从不疑虑地信任自己的权威人物。
在意大利，在德国，群众恐惧地眼望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不知他又要把他们推向哪里？当然，他们不能反抗，因为这是关系到祖国的事。于是，士兵们拿起枪杆，妇女们让自己的孩子出发，但是不再像从前那样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念：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人民服从，但不会欢呼。人们走向前线，但不再梦想当英雄。各国人民和每一个人都已经感觉到，他们只不过是牺牲品，不是为了世界上最愚蠢的政治，就是为了那不可捉摸的凶恶的命运威力。
在普通人的想象中， 1914年的战争被描绘成这样：一次浪漫色彩的短途旅行，一场热烈的、豪迈的冒险。甚至有一些年轻人真的担心自己可能会失去一生中这件美妙和令人兴奋的事。因此他们急急忙忙地跑去报名参军，在开往葬身之地的列车上欢呼、唱歌。整个帝国的脉管里都激荡着鲜红的血液，头脑发热，希望急切。但是1939年的这一代人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不再自己骗自己。他们知道战争将延续许多年，一生中的这段时间是无法弥补的。
几乎所有的德语作家，以霍普特曼和戴默尔为首的御用文人，相信自己的责任是，就像古老的日耳曼时代那样，用诗歌和文字激励奔赴前线的战士要有牺牲的精神；把必要的死亡和战争的胜利唱成和谐一致的诗歌，在当时层出不穷。
但是，这种疯狂最使人震惊的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诚实正直的……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干，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
（恩斯特-利骚，《憎恶英国》）他是那首诗的悲惨的牺牲品，那首诗曾把他捧得很高，为的是以后把他摔得粉碎。
战争和理性与正常的感情是不相通的。它需要感情的冲动，它需要有为自己事业奋斗的热情和对敌人的仇视。
……因此它需要人为的煽动，需要不断地给人服“兴奋剂” 。而这种刺激工作应该由知识分子——诗人、作家、新闻采访人员来做。他们做这种工作时，有的心安理得，有的问心有愧，有的出于真诚，有的例行公事。他们既然敲起了仇恨的战鼓，那么就得使劲地一直敲到每一个不抱成见的人耳朵直响，心脏打颤。
莎士比亚被赶出德国舞台。莫扎特和瓦格纳被赶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德国的教授们声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们声称，贝多芬是比利时人。他们肆无忌惮地把精神文化财富像粮食和矿砂似的从故国抄来。那些国家成千上万的公民每天在前线互相残杀，这还不够。他们还互相在后方辱骂、中伤敌国已经死去的伟人——他们默默地在自己的坟墓已经躺了几百年了。
在1914年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星期，要想和某个人进行一次理智的谈话，渐渐地成为不可能了。最爱好和平、心底最善良的人，也像喝醉了酒似的两眼杀气腾腾。
于是出路只有一条：在别人头脑发热和乱嚷嚷的时候，隐居到自己的内心和保持沉默。
为思想上的团结而奋斗
然而隐居到郊区也没有用，气氛仍然是压抑的。从而使我意识到，在对方粗野咒骂的时候，仅仅采取消极态度、不参与其事是不够的。再说，我毕竟是作家呀，只要在一个有审查制度的时代被允许的范围之内，我就得说话，而且也有责任表示自己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