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原文翻译赏析,师说全诗的意思( 四 )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 。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 。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 。他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 。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 。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他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的青年担忧 。《师说》的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 。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 。他是有的放矢的 。
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1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的东西 。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受业解惑”的人 。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的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接着(第2段),他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 。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 。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 。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就是他们的不明 。又有一种现象,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 。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的师 。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 。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 。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的论点,即能者为师 。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师是“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 。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 。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道统”思想矛盾的 。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 。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
因此,可以想象,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 。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 。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 。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 。愈以是得狂名 。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 。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 。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 。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 。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 。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 。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