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报副刊$肩住黑暗的闸门，在铁屋中呐喊 | 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周年( 二 )

1912年5月5日，鲁迅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此时距离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七个月，中国末代皇朝也在三个月前宣告退位。时间的指针似乎迈向了一个新纪元的零时。然而，时间的行进并不意味着时代的进步。在过去的七个月里，鲁迅已经品尝过革命的复杂滋味。在他的故乡绍兴，光复后的新政权，就跟《示众》里孩童扯谎吆喝的包子一样，除了街头满眼的白旗是新鲜出笼之外，“内骨子是依旧的”。新官上任的“革命伟人”王都督和他的一干手下，“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
这场鲁迅眼中闹剧般的革命，倒并非是他前往北京的原因——1912年的北京不是革命的中心，却是政治的枢纽。在南京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前往北京的唯一理由，就是他谋职的公署入京，故而他也随班进退。在进京当天的日记中，鲁迅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就是黄土：
“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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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亦燃绘《鲁迅之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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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客：沙漠中的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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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围观的鲁迅，拍摄于1932年11月，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
黄土，这一鲁迅对北京的最初印象，自然而然被他引申为“沙漠”。尽管鲁迅终其一生也未见过真正的沙漠，但这一意象，却足以概括那种除沙土之外一无所有的死寂，以及掩埋人的头脑心灵的憋闷与窒息。
直到客居北京十年后，鲁迅在《为“俄国歌剧团”》中劝“以这美妙的艺术到中国来博一点茶水喝”的俄国歌剧团赶紧打道回府的理由，就是“有人初到北京的，不久便说：我似乎住在沙漠里了。是的，沙漠在这里。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有的只有“沉重的沙”和一排意味深长的省略号。四个月后，他又在《鸭的喜剧》中，借初来北京不久的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之口，对北京大发牢骚：
“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这一次，鲁迅倒“勇猛”地“抗议”说：“蛙鸣是有的！到夏天，大雨之后，你便能听到许多虾蟆叫，那是都在沟里面的，因为北京到处都有沟。”但这里的“蛤蟆叫”和北京到处都有的“沟”，当然不仅仅是字面的含义。在《示众》里，连蛤蟆声也一并省略了，只剩下被烈日毒焰炙烤得生光的尘土，烘托着一声声显而易见的谎言吆喝，被过往行人习焉不察地听而不闻。
但这团沙漠般的沉寂，终于被两个人搅动了些许涟漪。“一个是淡黄制服的挂刀的面黄肌瘦的巡警，手里牵着绳头，绳的那头就拴在别一个穿蓝布大衫上罩白背心的男人的臂膊上。这男人戴一顶新草帽，帽檐四面下垂，遮住了眼睛的一带”——这不仅是20世纪初北京街头的寻常景象，更在整个中国的各个城乡抬眼皆是。沈从文曾描写过家乡湘西被五花大绑游街却豪气不减的土匪。汪曾祺的家乡江南小城高邮里的游街示众更具谐趣色彩，“被绑着的土匪也一律都和着号音，步伐整齐，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甚至值日官喊‘一、二、三、四’，他们也随着大声地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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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游行示众的看客们，丰子恺绘《阿Q正传》。
比起如此热闹威武的景象，鲁迅笔下的示众在视听感官上乏善可陈。不过这般无聊的示众场景，或许正是鲁迅在北京的寻常所见。鲁迅在北京的先后四个居所：绍兴县馆、八道湾十一号、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和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全部位于西城区。这四个地点距离北京旧时人犯行刑之地菜市口都不算很远。特别是鲁迅最初居住的绍兴县馆，距离菜市口不过一箭之遥，白日里，这里是喧嚣的菜市，人犯也会被警察绑来这里，公开示众处刑，以儆效尤。到了晚上，传说有异乎寻常的大狗在这里舔舐人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