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报副刊$肩住黑暗的闸门，在铁屋中呐喊 | 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周年( 三 )

尽管示众乃是北京日常所见，但是鲁迅笔下的无聊看客们，竟连如此乏味的示众都能头顶烈日趋之若鹜，聚拢围观得水泄不通。细眼睛的胖孩子、秃头的老头子、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头戴雪白布帽的小学生，还有一个抱着小孩的老妈子，特意“旋转孩子来使他正对白背心”，用手指点道：
“阿，阿，看呀! 多么好看哪! ……”
自老及少，自粗胖及学生，自老妈子及怀中不晓事的孩童，人人皆被眼前这一场无聊又乏味的示众所吸引，而示众者本人，那个穿着白背心，草帽遮住眼睛的人，却也在“研究”这些看客。看客与被看者目光交错，身份重叠，难解难分，不得不说鲁迅已经洞穿了看客的本质：他们不过是在空虚无聊的生活中寻找一个同样空虚无聊的焦点，由此打发自己的空虚无聊，而自己同样也随时会成为他人打发空虚无聊的焦点，被指点，被观看，被无聊地品评。无论男女老少，三教九流，在空虚无聊上是平等的。看客们聚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这样一座空虚无聊的城市，乃是于一个空虚无聊的国家。
这个观点未免有些偏激，但鲁迅也在这场空虚无聊的集体无意义闹剧中，留下了寻找意义的蛛丝马迹。他安排那个秃头去弯腰研究白背心上的文字，并且读了起来：“嗡，都，哼，八，而，……”——这些文字当然不成话，因此，直到篇末，读者也不知道那个“工人似的粗人”让众人为之愕然的问题：
“他，犯了什么事啦？……”
但这个问题，恰恰是这场看客们集体无意义的围观闹剧中，唯一有意义的一句话：他在对这场示众的原因提出疑问，而这正是迫近事物意义和真相的第一步。而看客之所以是看客，正在于他们关心的既非意义，也非真相，而仅仅是用一个新鲜的空虚无聊去填充自己身处的空虚无聊，就像零加零的算术题，无论加上多少个零，这道题的答案永远只能是零。
工人对看客提出的问题，就像是突然在这道算术题中加上了“一”，因此，他当然永远也得不到答复。不仅因为看客对真相和意义漠不关心，更因为真相和意义会搅扰了他们在空虚中宣泄情绪获得的欢乐。所以他们才会对这一声提问表现出“愕然”，才会睁了眼，用嫌恶的眼光瞪着这个敢于提问的人，直到把这个寻求真相和意义的提问者逼得“仿佛自己就犯了罪似的局促起来，终至于慢慢退后，溜出去了”为止。
寻求真相的提问者遭受白眼排挤，看客们则彼此对视，交换着无聊与空虚。在这座沙漠一般的北京城中，他们凭借自己的空虚无聊，将自己贬低为沙土，沙土无意义地堆积，淹没了时间与空间，也将对意义和真相的质疑掩埋在沙漠中，只有将“毫无热气，冷冷地坐着”的包子说成是“刚出屉热的包子”的日常谎言，一遍遍地在沙漠之城的上空中回荡。
无人相信，却也无人质疑。
02
狂人：“鲁迅”的诞生

文章插图
赵延年木刻版画《狂人日记》。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1918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在结尾提出那声质疑，被认为是20世纪初中国最响亮的呐喊之一。然而提问者鲁迅本人，也曾是一位沉默的旁观者。在绍兴会馆院子里那棵曾经缢死过一个女人的槐树下，鲁迅便寓在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与他同住的弟弟周作人也提到，从1915年到1918年，鲁迅为了敷衍漫长的岁月，收集了大量石刻拓本，动手来抄，“这样一块汉碑的文字有时候可供半个月的抄写，这是很合算的事。因为这与誊清草稿不同，原本碑大字多，特别汉碑又多断缺漫漶，拓本上一个字若有若无，要左右远近地细看，才能稍微辨别出来，用以消遣时光，是再好也没有的，就只是破费心思也很不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