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报副刊$肩住黑暗的闸门,在铁屋中呐喊 | 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周年( 四 )


此时的鲁迅将近不惑之年,却遭遇了自己的中年危机。而这种危机,太半是来自北京凶险的政治环境。1915年正是袁世凯操办洪宪帝制如火如荼之际,为了消灭异己,他委任手下陆建章建立京畿军政执法处,专事监视抓捕异见分子,对其施以酷刑。一位幸存者王建中,在袁世凯塌台出狱后根据狱中亲身见闻撰写了《洪宪惨史》,历述其中诸种惨酷:“甫经到处,遂加以全身桎梏,押入乙号牢笼。虽戏剧中常演之酆都城、鬼门关、阎罗殿,其森严恐怖,尚未足形容该处于万一也”。
作为教育部一介小官的鲁迅,自然不想因之身陷囹圄,悄无声息地断送性命,因此,只得借抄古碑这项既消破时间,又所费不多的爱好来遮人耳目。而在袁世凯的严酷统治终结后,抄碑却俨然从韬晦之策成为一种个人爱好,遁身于古老碑碣之中,足以隔绝令人失望的动荡政局。“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政治革命的真刀真枪尚且如此,文学革命无异于纸上谈兵,自然在开始时也很难入鲁迅的法眼。他对主动投怀送抱的“文学革命”刊物《新青年》同样报以冷淡。这本初创的杂志在当时“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反对”,直到多年后,他仍然坦承自己加入文学革命的浪潮,绝非有着主动迎浪而上的热情,而是“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因此“喊几声助助威罢”——鲁迅并不是一个主动创造时代的人物,而是当浪涛已近,自己即将被打湿时,才在浪涛的激荡下,耸身一跃,加入其中。在将他推入巨浪的热情者们当中,钱玄同或许是助力最大的一个,而他正是《狂人日记》的助产士。从1918年2月9日到4月26日,钱玄同造访鲁迅多达十次,其目的当然是为了这本没人看的杂志向鲁迅约稿。尽管钱玄同“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但他径直切入正题,一边翻看鲁迅古碑的钞本,一边“发了研究的质问”: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京报副刊$肩住黑暗的闸门,在铁屋中呐喊 | 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周年
文章插图
鲁迅手抄古碑《刘宋时代□熊造无亮佛像记》。
接下来,便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那段关于铁屋子的对话: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这段对话虽然著名,但却未必真实存在。它或许只是鲁迅为自己加入后来已经势成巨浪的文学革命所找的合理托辞,毕竟,这种带有哲理思辨的推辞与劝勉,足以抵消某些欲迎还拒的猜测。更何况它事关这个国家未来的“希望”,“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必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只所谓可有”。《狂人日记》结尾的“救救孩子……”尽管仍是以鲁迅惯用的意味深长的省略号作结尾,但在无言的省略中,不能说不蕴含着希望的可能。而随着鲁迅加入文学革命愈加深入,希望明亮的调子也越来越强,以至于在1925年的《灯下漫笔》中,他甚至喊出了“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这样斩钉截铁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