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韩愈四十六岁，在长安任国子学博士，教授生徒 。进学，意谓勉励生徒刻苦学习，求取进步 。
解，解说，分析 。全文假托先生劝学、生徒质问、先生再予解答，故名《进学解》；实际上是感叹不遇、自抒愤懑之作 。
文章分三段 。第一段是国子先生勉励生徒的话 。
大意谓方今圣主贤臣，励精图治，注意选拔和造就人才 。故诸生只须在“业”和“行”两方面刻苦努力，便不愁不被录用，无须担忧用人部门的不明不公 。
“业”指学业，读书、作文都属于“业” 。“行”指为人行事，所谓“立言”即发表重要见解也属于“行” 。
韩愈认为这二者是主观修养的重要方面 。例如他曾作《五箴》以儆戒自己 。
其中《游箴》感叹自己少年时学习的劲头和精力很足，而如今年岁大了，便不如少时了；痛心地说：“呜呼余乎！其无知乎！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乎？”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学业之重 。又《行箴》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正义，认为这样做了，便虽死犹生 。
还说“思而斯得”，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须认真思考 。可见《进学解》中关于“业”和“行”的教诲都不是泛泛之语，而确是韩愈所执著的立身处世之大端 。
第二段是生徒对上述教诲提出质问 。大意谓先生的“业”、“行”均很有成就，却遭际坎坷，则业精行成又有何用呢？先说先生为学非常勤勉，六经诸子无不熟读精研，叙事之文必记其要略，论说之文必究其深义，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次说先生批判佛、老，力挽狂澜，大有功于儒道；再说先生博取先秦西汉诸家文字之长，写作古文已得心应手；最后说先生敢作敢为，通晓治道，为人处事，可谓有成 。
这四个方面，一、三相当于“业”，二、四相当于“行” 。验之韩愈其他诗文，可知这里生徒所说实际上是韩愈的自我评价 。
以学而言，他曾说自己“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并能穷究奥妙，达于出神入化之境 。以文而言，他以“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许，欲以古文明道，传世不朽 。
以捍卫儒道而言，他说道统久已不传，即使荀子、扬雄也还有小疵，隐然以上继孟子、振兴儒学自期（见《原道》等文） 。以为人行事而言，他自称“矫矫亢亢，恶圆喜方，羞为奸欺，不忍害伤” （《送穷文》），即坚持原则，正直不苟；又颇自负其政治才干，青年时便说己潜究天下形势得失，欲进之于君相（见《答崔立之书》） 。
这些评价，虽有的受到后人讥评，如有人批评他儒道不纯，但大体说来，他在这几方面确实都相当有成绩 。可是其遭遇并不顺遂 。
下文生徒所说“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云云，就是概述其坎坷困窘之状 。他青年时本以为功名唾手可得，然而经四次进士试方才及第，其后三次于吏部调试，都未能得官，只得走投靠方镇为幕僚的道路 。
至三十五岁时才被授以四门博士（其地位低于国子博士）之职 。次年为监察御史，同年冬即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县令 。
三年后始召回长安，任国子博士 。当时宪宗新即位，讨平夏州、剑南藩镇叛乱，显示出中兴气象 。
可是韩愈并未能展其怀抱，却困于谗方诽谤，次年即不得不要求离开长安，到洛阳任东都的国子博士 。其后曾任河南县令、尚书省职方员外郎之职，至元和七年四十五岁时又因事黜为国子博士 。
生徒所谓“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即指一为四门博士、两为国子博士而言 。冗，闲散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