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我们为何难以摆脱过去？对帕慕克“呼愁”的社会学研究( 三 ) 刘亚秋|记忆|问题|慕克|社会学

在这种“消失游戏”中， “镜中倒影”带给亲历者的是一种无法弥补的伤痕，帕慕克以一种“命运”的笔法来陈诉这些境遇，所谓“命运”在这里是指：受制于历史、社会等结构性条件，使得事情发展成“必须如此”的一种“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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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生与死》（ Ekümenopolis: Ucu Olmayan Sehir 2011）画面。
第二，上升为“命运”的“可见”与“不可见”的“游戏”弥漫于日常生活，以及一切的历史表征物中。例如帕慕克对“客厅博物馆”的描画，他指出，过往的生活并不是了无痕迹，它可以展现在家庭博物馆中，但家庭博物馆也在随时间的流逝而日渐退场。
他提到伊斯坦布尔人是如何将客厅作为博物馆的。在一段时间内，帕慕克家族各支系同住在一栋五层楼房里，他发现每一间公寓里都有一个上锁的玻璃柜，柜子里陈列着没人碰过的中国瓷器、茶杯、银器、糖罐、鼻烟盒、水晶杯、玫瑰香味的水壶、餐具和香炉（帕慕克， 2017：9）。
而在他祖母的客厅里，没有哪个平面不是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相框。其中，最显眼的两幅大肖像照，一幅是祖母的盛装照，另一幅则是1934年过世的祖父。从照片挂在墙上的位置以及他祖父母摆的姿势来看，任何人走进这间博物馆客厅跟他们高傲的目光相遇，都会立刻看出故事得从他们讲起（帕慕克， 2017：10）。
在这些黑白照片中，我们会看到这个家庭中每个孩子在他们的订婚仪式、婚宴、每个重大的人生时刻中的摆姿势拍照。同时，照片的位置一旦排定，便永不挪动。 “虽然每张照片我都已看过上百次，每回我走进这间杂乱的房间时，仍要全部再细看一次。长时间审视这些照片，使我懂得将某些时刻保存下来留给子孙后代的重要性。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又逐渐认识到，在过着日常生活的同时，这些加框的场景对我们有多大的影响。 ”（帕慕克， 2017：11—12）祖母为这些时刻加框定格，以便让后代们把这些时刻与眼前的时刻交织在一起。
但是，这些被定格的历史也会日渐被封存：随着20世纪70年代电视的到来，客厅就从小型博物馆变成了小型剧院，博物馆客厅则上了锁，在假日或贵宾来访时才打开。
在这一历史变迁中，我们发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何在时间的不断流逝中从“可见”到“不可见” 。首先是“可见”于客厅博物馆——例如展现在墙上的照片中，并能够影响后代，但这些“可见”也在历史变迁中逐渐变得“不可见” ，这就是客厅博物馆转型为客厅剧场的结果。
可以发现， “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游戏，有时是人为的“戏法” ，有时则是不得已的时间流逝的“戏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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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揭开伊斯坦布尔的面纱》（ Istanbul Unveiled 2013）画面。
第三， “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戏法，在帕慕克那里，得到了极好的解释，即它取决于不同的观看角度：
（在我4—6岁那几年）假如我有理由抱怨，那是因为我无法隔墙观看；朝窗外看的时候，我看不见隔壁的房子，看不见底下的街道……因为太矮，看不到肉贩拿刀在木砧板上剁肉，使我懊恼；我痛恨自己不能视察柜台、桌面，或冰激凌冷藏柜的内部……从小父亲带我去看的足球赛上，每当我们这队岌岌可危，坐我们前方的每一排人便站起身来，挡住我的视线，使我看不到决定性的进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