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我们为何难以摆脱过去？对帕慕克“呼愁”的社会学研究( 五 ) 刘亚秋|记忆|问题|慕克|社会学

但显然，在帕慕克这里， “呼愁”不仅限于家庭内部的恩怨，它还来自更大的范围和更长时间段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人们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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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讲述伊斯坦布尔》（ Anlat Istanbul 2005）剧照。
帕慕克在一座城市的意义上谈及“呼愁” ，他从两个角度讨论这一概念：（1）帝国毁灭的城市历史；（2）这一历史反映在后来城市的风景中以及人民的心态中（帕慕克， 2017：87）。
他指出，这是一种可以在城市街头、景色、人民身上捕捉到的那层淡淡的忧愁（帕慕克， 2017：96），就如同他赞赏的德国画家梅林有关伊斯坦布尔城市的画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复存在的悲伤”（帕慕克， 2017：57），以及波德莱尔在德拉克洛瓦画中表达出来的颇具影响力的“忧伤之气”（帕慕克， 2017：89）。在伊斯坦布尔，这些忧愁几乎看得见，它就像“一层薄膜”（帕慕克， 2017：96）覆盖着居民与景观。
帕慕克认为，这是土耳其的“呼愁” ，是某种集体而非个人的忧伤。 “呼愁”不提供清晰的现状和前景，而是遮蔽现实，它带给我们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里的茶壶冒出水汽时凝结在窗上的水珠。蒙上雾气的窗子使帕慕克想到了“呼愁”（帕慕克， 2017：85），而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注定背负了这种感觉。
也因此， “呼愁”成为伊斯坦布尔的文化。它首先来自奥斯曼帝国衰落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碰撞和对话：人们“感受到的与西方各大重镇之间的距离”（帕慕克， 2017：96）。
帕慕克还在西方作家对伊斯坦布尔的种种书写中，感受到了这种“失落” 。例如法国作家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和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对伊斯坦布尔的书写。奈瓦尔提到伊斯坦布尔“舞台侧面贫困肮脏的街区”（帕慕克， 2017：210），戈蒂耶则探寻废墟和黑暗肮脏的街巷（例如在拜占庭废墟看到一端是废墟，另一端是墓地）（帕慕克， 2017：213、218、219），这些都让帕慕克看到这座“城市之衰微所感受的忧伤”（帕慕克， 2017：211）。他说， “我一直想说明的是，我们的‘呼愁’根基于欧洲”（帕慕克， 2017：219—220）。奥斯曼帝国毁灭，历史权力丧失，而西化之路却无法拯救东方，这让处在世界边缘的这个东方国家感到忧伤。这里面还包括人们的身份认同的迷失，以及文化主体性的迷失等问题。
首先，它成为一种命运化的苦难。
这种“呼愁”在现代伊斯坦布尔人的身上表现为一种“往昔已不在”的“命运” ，以及“辉煌已经无法再重新拥有”的“认命”：
伊斯坦布尔辉煌的历史和文明遗迹处处可见。无论维护得多么糟，无论多么备受忽视或遭丑陋的水泥建筑包围，清真大寺与城内古迹、帝国残留在街头巷尾的破砖碎瓦——小拱门、喷泉以及街坊的小清真寺——都使住在其中的人为之心痛……伊斯坦布尔人只是在废墟间继续过他们的生活。无人照管的院落也无法让人引以为傲……历史成为没有意义的词汇，他们把城墙的石块拿来加到现代材料中，兴建新的建筑，或以水泥翻修老建筑。（帕慕克， 2017：96—97）
帕慕克写到，对许多伊斯坦布尔居民而言，贫穷和无知在这方面很适合他们。由于忽略过去并与之断绝关系，卑鄙而虚空的努力使他们的“呼愁”感更强烈。 “呼愁”源自他们对失去的一切感受的痛苦，但也迫使他们创造新的不幸和新的方式以表达他们的贫困（帕慕克， 2017：97）。这些贫穷或贫困不仅是经济上的，还包括在精神上的。例如帕慕克对富人们精神空虚、行为荒谬的种种描写：他们没头没脑、自命不凡地夸耀自己多“西方” ，长时间地坐在希尔顿饭店的大厅或糕饼店， “因为城里感觉像欧洲的地方，唯独此地”（帕慕克， 2017：184），他们有资源，但不与大众分享他们的艺术收藏和捐助基金办博物馆，过着畏畏缩缩、庸庸碌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