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滨生|乐浜生与中国唱片业史的若干疑问( 二 ) |上海|唱片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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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林西报》对乐滨生即将离沪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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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林西报》对乐滨生去世的报道
更糟糕的是后续那段：“Shortly afterwards, the firm decided to build a factory which now stands on Avenue Petain and which had the rare dictinction of having been the first firm to make gramophone records in Shanghai.”这段引文顺接1919年的回沪，换言之，乐滨生主导建厂不会早于1919年；贝当路（Avenue Petain ）即衡山路的旧名，那里的唱片厂在本世纪初因市政动迁而拆除，目前只留了百代小红楼。 1919年这个时间点让人实在震惊，在葛涛的书中，关于百代生产中国第一张唱片的历史是这样描述的：“百代公司于1915年初决定在上海购地建厂……历经两年有余，百代公司的工厂终于在1917年内建成，不久即正式投产。 ”（246-247页）
我估计，《字林西报》《申报》的上述报道都转载自乐滨生创设的法文日报Le Journal de Shanghai 。我无缘得见这份报纸，可即便翻到了新闻的信源，仅凭这几则报道也很难撼动中国唱片史的若干定论。
于是，我翻了民国的“企查查”——The North-China Desk Hong List（《字林西报行名录》）。现存的“行名录”始于1872年，止于1941年，初为年刊， 1月出版， 1909年改半年刊， 1月、7月出版，主要登载上海及国内各大城市的商行、企业、机构的信息。百代公司作为一家大型外企，自然没有缺席的理由。我找到了证据，具体为何，暂且不表。
我们先来看葛涛的论述。他说乐滨生于19世纪90年代中后叶来到上海，在南洋桥放“洋人大笑”的唱片给路人听，每次收铜钱10文，数年后小有资产，告别摊贩生涯，于1908年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柏德洋行”（柏德为法语Pathé的音译， 235-237页）。读葛氏文字，乐滨生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外国瘪三，来上海淘金的，这只“法国凤凰”要蓄力多年才能起飞。可如此传奇的人设，葛老师在书中却无法举证，不像他在考据柏德洋行与百代公司的关系时那样让人信服。柏德洋行是百代公司的前身，最硬的证明出自《申报》1910年4月下旬刊登的一组广告。葛涛认为柏德洋行是乐滨生于1908年创建的，有何依据？书中似乎没提。我查了柏德洋行（葛老师应该也查过），能找到的最早的一条记录出自1908年7月28日的《申报》，还是一条广告，并非开业启事，而是：“本行于华七月初三日迁移至英大马路北首四川路第九十九号新造大洋房内照常交易电光影机器影戏新片发电器其特别留声唱戏机器新式十二寸双面戏片悉由法国巴黎著名鸡牌本厂自造……”这则迁移启事的后半段都在宣传唱片的品种与品质，创业时间、东家身份统统欠奉，但是提点了柏德洋行的营业范围，该司早在1908年就已涉足电影、唱机、唱片三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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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4月19日《申报》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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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德洋行在《申报》最早的记载
这跟柏德洋行在1909年1月出版的《字林西报行名录》的介绍倒是贴合：
“Pathe Phono-Cinema-Chine
Phonographs and Cinematographs Moving Pictures.”